1958年初冬的重庆较场口，一家再普通不过的小理发店里，店主正低头替顾客修鬓角。没人知道，这名手法娴熟、衣着简朴的师傅，二十年前曾在冀南指挥过数千人的抗日武装，他叫段海洲。
再往前推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29岁的段海洲从阎锡山旧部辞去教官职务，揣着地图和猎枪，回到河北故乡县城，召集族人和学生，拉出三百多人的队伍。那一年，他身上既有地主少爷的优越，也有知识分子的理想。
队伍壮大极快，到次年春天已扩成三个团。武器不算精良，却敢劈面与日军周旋。正是这支“自家孩子”式的武装，引起了八路军115师、129师的注意。徐向前、李聚奎一道东进冀南，准备把当地散兵游勇整编起来，段海洲则成了最关键的目标。
接触工作推进得很顺。陈再道、宋任穷到南宫谈判时，段部参谋长朱家凯提出：“借八路军的旗号抗日，才有出路。”知识青年们纷纷响应。段海洲本来仍犹豫，面对部下的急切目光，只好点头。
5月初，李聚奎抵达武强，与段海洲并肩站在操场一角。部队集合完毕后，李聚奎简短宣布：“自今日起，番号改为一二九师青年纵队，段海洲司令，李聚奎政委。”士兵们鼓掌，锣声、口号声在平原深处炸响。
改编并非简单换块牌子。李聚奎提出“送骨干上学”，把朱家凯等二十多人送到太岳军区训练班。干部们在那里接触了系统的政治课、战术课。短短两个多月，朱家凯就写申请书入党。刘伯承听完汇报后评价：“文化底子厚，改起来快。”
青年纵队随后参加平原游击战、清剿“六离会”叛乱，战绩不俗。到1938年夏，刘伯承、邓小平专程到冀南视察。邓小平用半小时谈组织纪律，段海洲一口气记下十多条，回来后对李聚奎说：“邓政委的话句句在理，像针扎心口。”
然而，变化也在悄然发生。冬季漳南战役后，段海洲突患眼疾。医生建议静养，他回南宫，继而返乡。就在这段空档，原先对八路军心存疑虑、被强行留队的一批旧部频频造访，劝他重返“中央军”另谋出路。段海洲摇摆不定。
39年初，他给师部写信请假，随信送回五匹马和四支手枪以示“清白”。随后通过关系投奔第十军团石友三部。李聚奎得知此事，沉默良久，只说一句：“可惜了。”
石友三人缘复杂，后来彻底投敌。段海洲未跟着卖国，却被排挤得无立锥之地，辗转武汉、长沙，混个师长副军长职衔，无兵无权。抗战结束，他既不肯做汉奸，也不愿随蒋系内斗。1947年索性退役去了重庆。
市井谋生不易，懂军事又没背景的人，只有学手艺。段海洲在朋友介绍下拜师学理发，半年便能独当一面。理发椅前，他偶尔会想起当年意气风发的自己，但推子嗡嗡响声会把回忆割断。
1949年重庆解放，二野进城。李达受命寻找失散的抗日干部，听闻“万安路有个段师长正在剃头”，却始终没找到。理发店栖身于闹市背巷，小门脸，红蓝旋灯，日夜不停，像极了段海洲当时的心境——亮，却不敢太亮。
建国初期，各地纷纷邀请旧日抗日武装负责人出来工作，段海洲却选择沉默。他说过一句话：“跟了又走，多丢人。”直到1954年才被万县政协吸纳为常务委员，从此搬到四川。理发刀、政务卷宗，两副行头相互转换，他却习惯得很。
1980年代初，河北省文史资料征稿，他写下《回忆我青年时代的一段往事》。文章通篇没替自己辩解，只在末尾感叹：“思想一旦滑坡，步子就会越走越偏。”编辑把稿件收入选辑，阴差阳错落到李聚奎手里。
1984年5月，李聚奎写信到四川万县：“老段，过去的事一笔写不完，活下来就是福，盼见字如面。”段海洲捧信许久，泪水湿透边角。他回信八百余字，开头一句却极简单：“悔不当初。”
两位老人并未再见。1990年春天，段海洲病逝，八十一岁。当地为他按政协委员规格下半旗默哀。理发店早已转让，只剩一把磨得发亮的推子，被家人锁进小木匣里。人们又一次感叹：一念之间，便是两条路。
段海洲的旧部，多数留在青年纵队。陈元龙战死沙场，朱家凯成为南京军事学院情报系主任，还有不少人成为高校领导、工程技术骨干。若干年后，研究冀南抗战史的学者总结：年轻学生能量巨大，只要方向对，就能接续民族的血脉。
段海洲的人生折线，提醒后人一个朴素道理：选择比努力更重要，尤其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一支队伍如此，一个人亦如此。很多时候，决定命局的不是枪林弹雨，而是内心那寸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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