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优先是浙江籍，但北方的陕西籍却有关麟征、胡琏、刘玉章、张灵甫等将领得到重用，而与之一河之隔的山西籍却遍寻近代历史，最多只能找出一个履历单薄的徐永昌来。虽然傅作义名气也不小，但不属于嫡系，而是自力更生的地方将领。

山西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国军黄埔一期的就有薛蔚英、王国相、朱耀武等，而且我军唯一的北方元帅徐向前也是山西籍。那为啥国军的嫡系里却没有一个代表人物呢？

其实这就跟一个人有莫大关系，不用我介绍大家也能知道，就是大名鼎鼎的“山西王”阎锡山。虽然杨虎城也曾主政过陕西，但与阎锡山在规模和治理效果上相差还是比较大，加上西安事变后被迫下野群龙无首，所以才会出现人才外流严重的情况。

而自辛亥革命后山西便成为阎锡山的“私人领地”，他主政山西38年，构建了军政、经济、人事高度封闭的独立体系，形成了难以渗透的地域壁垒。阎锡山用人奉行“五台系”核心圈，高级将领多为山西五台及周边人士，且以保定军校、山西陆军学兵团出身为主，对黄埔系毕业生既鄙夷又戒备。

据1941年第二战区统计，晋绥军营以上主官中，毕业于黄埔者不足百人，远低于保定系与地方军校出身者。这种封闭性直接切断了山西籍军人进入中央军嫡系的通道。一方面阎锡山严禁山西青年报考黄埔，即便有少数人如黄埔一期徐向前、白龙亭等突破限制，也会被视为“叛离”，返乡后遭排挤。

这样山西籍将领就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必须选边站，不存在两头讨好的中间地带，当然后期傅作义在绥远逐步壮大是一个特例。北方人天生比较保守，乡土情结比较重，王国相、朱耀武等黄埔一期的早早脱离中央军转投晋绥军，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而另一个比较出名的黄埔一期薛蔚英因马当失守增援不利被军法从事了，更是让山西籍将领抱定了回家投靠阎锡山的决心，起码在老家算是自己人吧。

反观蒋介石的行事风格，一旦认定了心腹嫡系，其他人是很难再撼动其地位的。比如“福将”刘峙，被河南称为“四大害”的汤恩伯，即便口碑很差都是被委以重任的，带来的后果就是对地方派系的倾轧。前面讲过丢失济南的“山东王”韩复榘被汤恩伯调走了炮兵团，独立于鄂中的“大怪物”王劲哉经常被汤恩伯克扣后勤补给，都能充分了解国军派系斗争的严酷性。让想投靠中央军始终犹豫不决。

虽然中原大战后阎锡山臣服于蒋介石，但始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军阀，蒋介石对晋系始终保持警惕，对晋系出身者天然排斥。即便有山西籍军人脱离晋系投靠中央，也会被贴上“阎系旧部”标签，加上在嫡系中也缺少关麟征那样的陕西籍领军人物，难以获得信任。以至于晋绥军出身的商震虽率部投靠中央，却始终被边缘化，仅能担任虚职；徐永昌虽官至军令部长，却无兵权，仅为“政治摆设”。

蒋介石嫡系中几乎无山西人，本质是民国派系政治与地域壁垒共同作用的结果。阎锡山的封闭统治切断了山西籍军人的外流通道，蒋阎的权力对立让中央军对晋系出身者天然排斥，蒋介石“黄浙陆一”的用人标准则从制度上排除了山西籍军人的晋升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