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初春，长江水面仍透着寒意，一辆绿色专列驶进武昌站。列车车门打开，一位个头不高、神情谨慎的中年将军快步走下台阶，只带了两只灰色挎包。这就是新任武汉军区副政委王猛，他的到来并未惊动军号，也没有礼炮，只有负责迎接的工作人员悄悄打起手势示意车辆靠前——低调，是那趟行程写在脸上的第一条注解。
在北京工作期间，王猛原本是国家体委革委会主任。1971年至1974年，中国体育走“曲线破冰”的关键几年，他手里攥着一份厚厚的国字号访外计划：先是乒乓球代表团赴日，再是田径小分队访美，每一次出访，外交氛围都敏感得像刚掐断的电线，外皮完好，里面却随时跳火花。王猛是搞政工出身，讲话向来有章法，可在那个气压偏低的年代，说多一句都可能成为风向标，他索性“话少事勤”。
调离北京，也与这种“谨慎”有关。1974年末，老首长杨得志出面，一纸命令把他从喧闹的首都带到长江中游。临行前，组织部门只交代一句：“到武汉后，别抢镜头，先看风向。”王猛心里清楚，北京的漩涡尚未平息，让自己“隐身”既是保护，也是考验。
履新头仨月，军区诸事纷繁。会议上，他只点头，不发言；集体活动，能躲就躲；就连《长江日报》想写一篇“副政委到任”消息，也被他婉拒。王平时任军区第一政委，见状私下提醒：“别担心，熟了以后，你还会开玩笑的。”一句带笑的安慰，让办公室气氛稍稍放松，但王猛依旧谨慎到极点。
王猛这样的“闷声”并非个性寡言，而是被时代推着学会伪装。回忆早年，他在1938年参军，因一口流利河北方言兼识字，被调到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打邯郸、守承德、挺进大别山，一路都算“文职带枪”。因文字功底扎实，护理伤员、安置家属、公文起草都干过。到了1949年，部队改编为第16军，他已是团政委。那几年，他信奉“不抢镜头、不乱表态”，靠的就是稳字诀。
可是武汉毕竟不是冀鲁豫，灯火通宵的大都市，军区上下一万多号人盯着。他再低调，也要干事。转折发生在1976年初夏，中央下发“开展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清理”通知，军区机关干部一夜之间惊慌：沙发算不算资产阶级？红旗牌卧车敢不敢坐？有人打小报告说宿舍楼扶手油漆太亮，像“资产阶级黄铜管”。王平在常委会上摆手：“所有配置按总后勤部旧标准执行，消息如有变，会再通知。想交家具的，填个表先放值班室，别慌。”随后把目光投向王猛，示意他补几句。
场子顿时安静。气氛像拧紧的发条，所有人盯住那位始终沉默的副政委。半晌，王猛站起身，抖了抖文件，说了六个字：“我的沙发坏了。”台下一愣，他补了一句：“谁想降档，拿去换。”笑声终于爆发，绷了许久的神经，总算松了一个扣子。从那天起，王猛的名字第一次登上《解放军报》内参简讯——“副政委在常委会上提出生活力行节俭建议”。报道不长，却意味深长，军区同仁懂了：这位副政委真要“说话”了。
低调不等于无为。熟悉环境后，王猛把北京体委几年练就的对外联络经验搬到武汉：1. 请军区后勤部整理《对外军事体育交流手册》；2. 在江汉平原挑选青年射击、赛艇苗子；3. 向地方体委争取长江水域联合训练。说白了，他想用体育这把钥匙，再开一次军民融合的小门。谁都知道，这种尝试没硬命令，只靠动员、调研和协调，急不得，但方向对了。
有意思的是，杨得志、王平与他之间的“默契”越来越明显。杨得志外出视察，每到一地让接待组准备两张名单：军事基层及地方体育后备。理由很简单，“王猛忙，他的工作得配合”。而王平更直接，他在军区机关发口头通知：“凡副政委批示，政委视同亲批，不得延误。”在当时，这种信任绝非客套，它让王猛得以在不惹尘埃的前提下，把兵与体育这条线扎进长江流域。
1981年，他接到南下广州的任命，又是老调子——“尽量低调”。可此时的他已不再是那个走出武昌站两手提包的谨慎中年人。六年实战，把身体里那点“缩手”彻底磨掉。离开武汉前夕，机关食堂临时加开小灶。有人调侃：“副政委还怕上报吗？”王猛摆摆手：“怕？连破沙发都暴露了，还怕啥。”一阵哄笑，气氛热烈而自然。
从1938年冀鲁豫军区的小科员到1985年广州军区的正政委，他见证了八年抗战、三年解放、建国初期的大规模整编、以及“体育外交”这门新功课。不同舞台、不同角色，唯一不变的是行事底线——谨慎开局，稳健落子。武汉六年，只是他长达四十七年军旅生涯中的一章，却浓缩了一名老政工干部由“谨慎”到“释然”的蜕变，也折射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军队内部微妙而真实的空气流动。他在会场上那句看似玩笑的“沙发坏了”，其实是一次点到为止的政治宣示：保持分寸、不越雷池，却绝不逃避工作。
事实证明，凡事拿捏分寸的人，往往能在风雨交加时稳住船头。王猛把这种分寸感带到广州，又坚持了四年，直至离职休养。自此，他淡出公众视线，只留下一段在大江大湖之间悄然书写的副政委经历。若干年后，军区老同志聊起那段日子，总会补上一句：“王猛啊，刚来时一句不说，熟了，竟能让全场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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