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初冬的北京,西长安街上冷风透骨。中央机关大院里,来自各省的书记们刚刚参加完一次关于“百亿斤粮食增产规划”的座谈,散会后他们三三两两离场,只有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还在同农业部几位司长探讨水稻高产试验区的事。也正是那天,杨尚奎偶然听到一条消息:廖鲁言即将以中央农业部部长的身份南下各省调研,重点第一站——江西。闻讯后,他暗下决心:务必让这位江苏人带着满意的方案离开江西。

廖鲁言到了南昌,已是1958年4月5日傍晚。省委办公厅把招待所临江的两间套房留给他,临时的行李却只有一只手提包。廖鲁言自嘲说:“匆忙得像陇上行军。”他顾不上休息,第二天一早就直奔南昌县农科所。雨后的乡间泥泞不堪,他脚边的泥水几次把新皮鞋溅脏,仍满脸兴奋地盘问亩产数字。4月6日夜,省里为他接风,刘俊秀、杨尚奎、水静悉数到场。这场酒,是故事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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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木圆桌旁,刘俊秀举杯说:“廖部长,江西人真心想听您指点迷津。”一连三杯黄酒下肚,廖鲁言眼睛都没眨。厅里灯光偏暗,看不清谁脸红,只有酒杯叮当声不停。席间,刘俊秀忽然把水静推到廖鲁言身边,“给您介绍位女同志,别小瞧,她可是咱们老杨的主心骨。”廖鲁言哈哈大笑:“听说江西女将多,今日得见真章。”这句话把饭桌上的气氛彻底点燃。

水静其实不愿在外场合显露酒量。她1944年参军,跑过交通线,救过伤员,打过伏击,但最有名的还是“能喝”。她向来先礼后兵,只点头示意:“部长若要罚,规矩听您的。”廖鲁言索性让服务员换成三两的深口大玻璃杯,他自己先干一杯,然后等水静动作。水静轻抿一口,眉眼间波澜不惊,再抬手就把杯壁扣倒在桌面,落地的声音干脆。刘俊秀“咦”了一声,小声感叹:“这下南北两壶对垒,看谁先退。”

十来分钟过去,一坛高粱酒见底。廖鲁言脸色泛红,仍喊着“再来”,语气却比刚才软了。杨尚奎觉得不妙,暗中踢了妻子一脚,想让她收手。水静看向刘俊秀,眼里透出一丝谨慎。刘俊秀会意,插话岔开,“部长,咱们先谈谈双季稻吧?”谁知廖鲁言摆手道:“不急,革命年代扛过枪,如今扛酒没道理认输。”说着,端起杯子又是一大口,喉结滚动得像是警报器。

夜里十一点多,南昌的细雨打在窗外梧桐叶上。廖鲁言被几名机关干部扶到房间,鞋子还没脱就沉入梦乡。半夜两点,他翻身呕吐,把蓝灰色中山装和衬衣统统弄脏。招待所洗衣间凌晨不开火,他只好自己在盥洗室抹肥皂搓洗,然后把湿衣服挂在门梁上,披一件毛巾浴衣对付寒意。风从缝隙里灌进来,他冻得直哆嗦,却还惦记着第二天的现场会。

4月7日上午八点,杨尚奎和水静敲开廖鲁言的房门。他们眼前出现的,是一位满头乱发、脚穿棉袜却仍打领带的部长。“快别笑我,”廖鲁言拉了拉松垮的浴衣,“衣服没干,硬着头皮见客。”水静赶紧到走廊找服务员:“借个火盆,木炭越红越好。”十几分钟后,房里火光跳跃,蒸汽裹着肥皂香气升腾,湿中山装在木架上打着卷。杨尚奎忍不住埋怨:“昨晚就是你害得人家好苦!”水静扬眉:“书记同志命令在先,我不过是执行任务。”

刘俊秀随后赶到,一见情形笑得直不起腰,随口打趣:“中央部长有大酒量,江西女将有大火盆,南北结合,少见少见。”廖鲁言瞥他一眼:“别拿我开涮。倒是水静同志,将来农业战线要是也这么拼,粮食问题就好办了。”屋里一阵哄笑,尴尬被冲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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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烤干,上午十点半的座谈会没有推迟。廖鲁言换上熨得笔挺的中山装,精神竟比昨日更足。他认真听完水稻专家介绍,逐段把控肥、密植、田埂加固等建议写进笔记,还添上一句:“养猪供肥不如治河蓄水来得快。”会后,南昌日报记者抓拍到他走出会议室的背影,毛巾浴衣事件自然没人提,取而代之的是“廖鲁言深入田间”的大标题。

几天后,他离开江西去湖北。列车上廖鲁言同秘书闲聊,“我算看明白了,江西不仅油茶多,黄酒也厉害。要不是吴城、南昌县那几块试验田给我惊喜,昨晚那顿酒算是白喝。”秘书问:“部长还记得那个扣杯的女同志吗?”廖鲁言挑眉:“记得,她叫水静。改天再来江西,先调研,再见她,绝不先上酒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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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华东局在南京召开第一书记座谈会。水静随杨尚奎赴会,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偶遇。李葆华素以“海量”闻名,此番也难免被人“怂恿”与水静一较高下。前四杯还算旗鼓相当,第五杯开始李葆华脸色通红,额头冒汗,一旁的杨尚奎赶紧提醒时间,借口火车即将发车。可上车之后,李葆华仍被护卫抬进软卧,呼噜震天。随行纪录里写道:李书记次日清晨在合肥站醒来,第一句话是“水静何许人也?”同行干部哈哈大笑,车厢里气氛比会议还轻松。

时隔多年,当年参加过南昌那场饭局的工作人员回忆,一位部长披浴衣待客的画面比任何豪言更具幽默感。有人说那是一段“尴尬插曲”,也有人说那是干部之间“无心的比武”。可细想下,廖鲁言半夜洗衣、第二天照常下乡,无非想把工作一次性做到位;而水静“一杯一扣”的谨慎,也是在捍卫江西主人翁的体面。无论谁醉谁醒,第一目标始终还是把粮食产量搞上去。

1958年的雨已停,南昌赣江大桥北岸的芦苇还在风里沙沙作响。那年春天的一桌酒,几个人,一件毛巾浴衣,却折射出彼时干部们的干劲和豪爽,也让后来者能在细枝末节里,窥见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