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7月，朝鲜战场的前沿指挥所里弥漫着潮湿的硝烟味。尹先炳伏在地图上，比划着步、炮、坦协同的火力线，嘴里念叨：“再往西十五里，炮兵一齐压上。”副参谋长小声提醒：“首长，谈判代表团来电，敌方表示愿意停火。”尹先炳抬头，握着铅笔的指关节泛白，“停？这仗才刚捂热。”一句话，道尽他整整二十多年的火线生涯。
时间拨回1915年，湖北汉川的冬天格外湿冷。九岁的尹家小子赤脚赶牛，身后尘土飞扬，他琢磨的却是：怎样才能不再任人使唤。乡亲们只把他当淘气包，没人料到这股不服输的劲头会把他推上战场。
1930年春，湘鄂西苏区的号筒声震得人心口直跳。尹先炳掂着还未磨透的草鞋闯进红六军的行列，“革命是什么？能管饭就行！”他常拿这句话揶揄自己少年时的懵懂。可在段德昌、贺龙那样的大将跟前，再懵懂的新兵也得迅速学会一件事——向前。
红军时期的两桩插曲让尹先炳终生难忘。一次“清查改组派”，他被当作“可疑分子”五花大绑。贺龙骑马经过，扫了一眼，“这是放牛娃，我晓得人！”一声吆喝，绳索当场解开。另一次是渡河争抢舢板，贺老总怒气冲冲把他骂了两个钟头。战士们看得尴尬，他端着凉饭掉豆大泪，却一句解释也没说。后来师长卢冬生半开玩笑：“挨骂也是本事。”这桩旧事成了友军茶余饭后的谈资，也磨出他遇事少争辩、先顶上的习惯。
全面抗战爆发后，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规模扩编，三营九连加三个直属连，号称“朱总警卫团”。尹先炳临危受命当团长，身边一支勃郎宁手枪、一顶破旧南瓜帽，就是全部行头。反“九路围攻”、黄崖洞保卫战，他把这支二千三百人的队伍折腾得虎虎生风。战后冀西老乡议论：“那戴南瓜帽的团长，下手真黑。”黑不黑的，晋察冀军区统计的战绩摆在那里。
1943年，他调入八路军一二九师序列，随刘伯承、邓小平转战太行。彼时，尹先炳30岁出头，腰板笔挺，脾气也更犟。晋冀鲁豫野战军成立时，他兼任一纵二旅旅长。杨勇、苏振华分别管军事与政治，尹先炳则干最“糙”的活：劈山修路、夜抢隘口、强攻碉堡，几乎场场在第一线。秦基伟后来回忆：“旅长冲锋，从不回头看我们跟没跟上。”一句半真半假的调侃，道出尹先炳行事的狠劲。
1947年8月，中共中央电令大军挺进大别山。山雨夜黑，补给线被拉到四百里之外，饿肚子在所难免。有参谋嘀咕“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尹先炳背起枪一句“敌人比咱更难受”了结争论。后来有人讥笑“跃进一千，后退六百”，尹先炳晃晃脑袋：“近视眼！”他说这话时没用扩音器，却让背后新补入的连排听得清清楚楚。
长江天险在1949年4月变成纸老虎。16军渡江前夕，尹先炳七昼夜没阖眼，只用拇指和食指在地图上量距离：一拃一百八十里，大拃小拃算路径。部队上岸那刻，他终于瘫倒在滩头，足足昏睡二十四小时。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在担架上口授命令，催军南下大迂回。贵阳南郊的山道至今还流传“尹军长一拃一拃赶路”的传说。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整编，16军被定为机械化合成军：炮、高炮、铁道、坦克，一应俱全。毛泽东召见出征将领时指着尹先炳：“陆海空要一体指挥，你的担子最重，可别让我失望。”这一次，他没再说狠话，只狠狠点头。谁知两年后停战在即，上级一纸电报叫停既定作战计划，铅笔应声折断，战友们暗暗叹气——能打的拳头没打出去。
战场归来，尹先炳因为生活作风的瑕疵挨了处分，被调整到解放军政治学院任职。熟人见他常着便装，总以为“老尹怕穿军装”。其实不然，他自嘲：“大校嘛，肩头这根杠子也不见得好看。”1955年授衔，他果真成了全军唯一的大校军长。一纸令下，昔日二野虎将的光环顿时黯淡。有人替他愤愤不平，他却摆手：“打仗时没人问军衔，冲锋时一颗子弹管你几杠几星。”
1979年，已是北京军区司令员的秦基伟到301医院探望病中的旧上司，发现病房简陋，扭头就去找院领导：“这位，是我踢不开的门板。”精炼一句，苍劲有力。院方连夜换房换床，老兵们啧啧称服。
1982年冬，组织上拟调他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公文送到武汉疗养院，尹先炳端详良久，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只让护士把公文收好。翌年1月6日，杨勇、徐立清两位老战友同日病逝。噩耗传来，他的血压飙升，脑溢血猝至。一个月后，尹先炳的心脏停摆，终年六十八岁。
尹先炳这一生，有硬碰硬的气魄，也有不无锋芒的倔强。55年只挂到大校，他没再争，却绝非无声无息。档案里留有一句批示：“此人指挥用兵，敢打敢拼，爱惜士卒，宜加关注。”短短十六字，道破二野猛将的底色。军衔只是肩头标识，而生死线上的决断、前沿阵地的沉浮，早已把他的名字刻进了共和国的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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