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初春，北京西直门外的装甲兵教导团操场上仍有残雪，一群年轻军官正在讨论五年前的大授衔。有人问：“听说当年大将本来准备给王震？”一句话，把时光拉回1955年那场令全军瞩目的授衔评定。
1955年9月27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灯光璀璨。名单公布前，军委办公厅里弥漫着紧张气息。负责起草文件的参谋回忆，叶剑英走进屋子时只说了两个字：“敲定。”可到底敲定了谁，外界并不清楚。直到授衔典礼结束，大红花围绕着许光达，疑问才开始在军中传开。
若仅比资格，王震确实占尽先机。1928年井冈山已是红八军基层干部，湘赣根据地反“围剿”时他领队穿插，连续夜袭七个保甲，生猛得像刀口上舞蹈。1934年8月，他随红六军团突围进入湘西，同年10月在通道与贺龙部会合，红二方面军正式成型。长征途中，他分管政治工作，却也经常掏枪冲在最前。到1940年，他已是赫赫有名的359旅旅长。
再看许光达，1929年才在家乡湖南入伍，给人印象一向低调。1932年夏，他在吉安遭炮弹碎片击成重伤，转送苏联治疗，阔别前线整整三年。回国后直接进入延安抗大任教，真正上火线已到1942年，带的是新扩充的独立第二旅。单从红军岁月到抗战前期，许光达的履历确实比王震“薄”了一层。
解放战争开始，两人终于站到同一高度：一兵团司令王震，二兵团司令许光达。西北战场异常艰苦，骑兵、步兵混编，后勤要靠驴驮骆驼。榆林战役中王震率主力猛插公路，把胡宗南的辎重线割出三截；绥包战役许光达反复勘察地形，夜间强攻清水河要塞。按战绩算，谁也不输谁。
事情转折点却不在战场，而在统筹。1955年筹授衔时，军委首先面对“山头”平衡。红一、红二、红四三大方面军必须各出一名大将，这是高层默契。红一方面军里有陈赓；红四方面军推的是徐向前同系的张云逸；红二方面军只能在王震、许光达中择一。问题随即细分：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还要再平衡。王震属于红六军团，贺龙创建的红二军团反而缺乏重量级人物，若把大将给红六，红二的脸面就全靠萧克、贺炳炎两位上将。权衡再三，高层倾向许光达。
除了血脉身份，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指标——新中国急需专业化军种的掌门。1950年冬，中央决定仿苏成立装甲兵。常规步兵出身的将领很多，真正懂坦克、懂机械化的人却寥寥。许光达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短训，精通俄文，懂车辆构造，1949年就受命去哈尔滨接收日关东军遗留装甲装备。他因此被任命为首任装甲兵司令兼政委。让装甲兵统帅列入大将，合乎“职务级别对应军衔”的原则，名正言顺。
也有人担忧王震失之大将是否失衡。事实上，王震本人毫无介怀。1955年8月初，他调回北京开会，有人私下劝他“多活动活动”。王震摆手笑道：“我可不做那个秀。打仗算是老本行，论兵种建设，光达更合适。”这种洒脱反而让身边人轻松不少。当时许光达听闻自己被列为大将，连夜赶到贺龙住处，开门见山：“老总，我想降衔。”贺龙抖抖烟灰：“不议，组织决定。”对话不过十余字，却把许光达的谦逊和军中上下的态度全点透。
授衔典礼后，周总理找到王震，半开玩笑：“少将多了，你来坐镇新疆可好？”那年冬天，王震率三万余人入驻乌鲁木齐，开始长达七年的屯垦戍边。没有大将肩章，他依旧穿那件旧棉大衣，挎皮鞭巡视农垦连。外界惊叹于新疆数百万亩新垦良田，很少再提1955年的落选。
大将评定是一门平衡艺术，资格、战功只是其一，建国以后新的战略布局更是关键。王震与许光达同源同门，不同的，是一个在边疆继续开疆拓土，一个在装甲学院里铺设钢铁奔腾的轨道。两条道路，皆不负红色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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