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初，日军溃败的消息穿过松花江，一路传进汤原。枪声虽已稀疏，可王明贵依旧披着旧呢子大衣坐在指挥所门口，他要赶在苏军抵达前把队伍整编完毕。三年前，他率六军三师在库楚河拼到最后一弹，百余战友血染冰雪；此刻放下悲恸，优先解决的是建制和补给，东北的局面迫在眉睫。
短短半个月，汤原游击总队便被改编为东北抗联教导旅。周保中担任旅长，王明贵从代师长转为一营营长，身份略降，却没人多言。经历过“七天七夜”的血战，王明贵深知牌面并非全部，大局才是方向。教导旅千余人随苏军一道越过乌苏里江，武器好，士气高，正待用武之地。
8月末，旅部踏进哈尔滨，任务旋即分流。王明贵被派往嫩江省，肩负全省军区司令员一职。级别骤升，他自己也有些意外——那里缺的是熟路、敢打硬仗的人，他正合适。嫩江地区治安复杂，前有散兵，后有土匪，接收政权的每一步都踩在薄冰上。三个月下来，县城旗帜统一，兵员扩至两万，部队口碑不错。
1946年春，各解放区主力陆续进入东北。吴富善受命出任齐齐哈尔卫戍区司令，与王明贵职责重叠。省委开会调和，“老王先到、情况熟”，决定军区仍由王明贵负责。两套班子并行，磨合并不轻松。一次夜谈，吴富善轻声说：“老王，你的兵不赖，但我也想打仗。”王明贵拍拍对方肩膀，“剿匪急，你放手干。”
接下来的两年，他一直留守嫩江，归属三级军区体系，级别与纵队司令相当，却远离主战场。前线捷报天天传来，聊起辽沈、平津，王明贵只能握拳，又说服自己：后方稳住，就是支前。直到1948年冬，伍修权登门，“组建骑兵部队，你来挑头。”条件有限，先挂骑兵师师长。王明贵痛快应下，却没料到更大波折随后而至。
新组建的160师几乎清一色翻身农民，来自牡丹江、佳木斯一带，文化程度不高，却纯粹听党话。平津战役打响，160师随第四野战军穿越山海关，一仗没落下。胜利后，中央决定抽调一支成分最可靠的部队负责首长安全，卫戍北京。160师被点名，番号改为207师，划归华北军区平津卫戍区。考虑警卫经验，上级派吴烈来接任师长。
调令下达那天夜里，王明贵把营连主官叫到操场，只有一句话：“好兵去重要岗位，别丢人。”队伍整整齐齐答“是”。第二天天亮，他已踏上火车，被抽去四野干部大队任副队长。锋芒暂停，可资历不凡，他明白组织另有安排。
1949年10月，南下工作三分团在衡阳集结，他领着三十多名干部分赴湘桂。年底，广西平定，中央军委令其兼任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第一副校长。比起指挥千军万马，教书育人未免清冷，但他把自家作战笔记编成教材，学员们坐在竹椅上听得直敲桌沿。
转至1951年，公安第十九师成立，任务是守护湘桂铁路与沿线治安。王明贵再度戴上师长肩章，虽已习惯沉浮，可接令时还是激动。师部驻柳州，热浪翻滚，他顶着三十七度高温巡线。有人劝他多坐吉普，他笑说：“长了肚腩，持枪不稳。”
1952年5月，军队进行职务评级，核心标准是建国前所任职务。王明贵曾掌省军区、师旅皆有，却因为正式师长职务最晚且级别相对低，被划为准军级。相较同期不少老同志，他的肩章只少半格。文件送到柳州，他看了两眼就夹进文件袋，自嘲一句：“战场打小灶，评级吃大锅。”
不得不说，这份结果多少带着时代的印记。那几年，干部成分、任职时限、队伍来源，全都要纳入衡量。王明贵早年的汤原游击队算地方武装，后来火线升司令，却没有主力纵队的耀眼履历；再加上1948年被调离作战部队，履历曲线也被拉低。可对他本人而言，级别只是数字。柳州片区一次铁路护桥战斗，他赶到现场，摘了帽檐向连长吼道：“桥是咱们的命，炸药要先趴在身上。”连长敬礼后磕声回答：“听您口令！”
1953年初，公安十九师在梧州嘉奖大会，王明贵站在台下，看新兵胸前挂着大红花，掌心拍得通红。熟悉他的干部说，他从不提评级，只在闲聊里冒一句：“省军区也好，师长也罢，先把兵管好。”这句淡淡的话，道尽一名东北抗联老兵的胸怀。
1955年授衔时，他被授予少将。肩章戴上，年近四旬的王明贵还保持着库楚河时的瘦削身形。三千里外的松花江早已解冻，江风不再刻骨，历史却把他镌进那条波涛里：从省军区司令到师长，再到被接替，他走过的路说明了一个简单事实——岗位可以更迭，忠诚不会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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