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清军入关后，明朝宗室在南方先后建立弘光、隆武、鲁监国、绍武等政权，但均被清军迅速击溃。1646年，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被丁魁楚、瞿式耜等人拥立为帝，改元永历，成为南明最后一面旗帜。然而，永历政权自成立之初便陷入流亡状态，辗转于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直到1652年被大西军余部孙可望“迎驾”至贵州安龙（今安龙县），才稍得喘息。
孙可望原为张献忠义子，大西政权覆灭后，他与李定国、刘文秀等率部转战云贵，逐渐成为西南抗清主力。为寻求政治合法性，孙可望提出“联明抗清”。1652年（永历六年），正月二十日，永历帝一行50余人，在大西军余部、张献忠“养长子”孙可望的护卫下由广西辗转来到由安顺军民府管辖下的贵州安隆所 （今贵州省安龙县）。同年七月，大西军余部、张献忠“养四子”李定国，率八万精锐东出广西，取得桂林大捷，逼死清定南王孔有德。然后又在湖南衡州阵斩了清敬谨亲王尼堪。
“两撅名王”的巨大胜利，让南明的反清复明来到了新局面。顺治想议和，洪承畴不让，坚持看衰孙、李联合。孙可望盘踞贵阳，天下抗清势力纷纷云集云贵。这场大捷让永历君臣看到了翻盘的希望，却也加剧了孙可望的焦虑——李定国的战功与威望已威胁到他的地位。为巩固权力，孙可望加速逼迫永历帝禅位，甚至密令心腹庞天寿、马吉翔等宦官与武将策划政变。一时之间，孙可望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学一把曹操，然后称帝的野心。
因此，他开始对永历不太好了。他将永历帝软禁于安龙（改名安龙府），每年仅拨给白银2000两、米600石作为皇室开支，甚至让安龙知府在账簿上将皇帝记为“皇帝一员，后妃几口”，极尽羞辱之能事。永历帝已经是一个傀儡，连日常用度都需变卖宫中金银器皿维持，而孙可望在贵阳仿照帝王规格营建宫殿，设立六部，制订朝仪，并屡次逼迫永历帝封其为“秦王”，其篡位之心昭然若揭。
永历帝察觉危机，暗中与内阁首辅吴贞毓、大学士严起恒等商议，决定密召李定国回师护驾。翦除孙可望及卧榻之侧的王坤、马吉翔、庞天寿等人的势力。他们经过精心策划，拟定密诏，私铸“屏翰亲臣”金印，遣使赴广西诏李定国。1653年（永历七年）十一月，李定国闻诏，立即表态：“只要我李定国活一天，就不会让陛下受到屈辱，希望陛下暂时忍受，我这就去救驾，我宁可离开孙可望，也不会背叛陛下。”
因此，永历的“衣带诏”正式分裂了孙可望与李定国原本并不亲密的“战斗友谊”。从此二人各走各路，天各一方，再也未见面。一个投降清廷死在北京陪满清皇帝打猎的郊外，一个死在云南的崇山峻岭之中尸骨无存。
然而，这一计划因马吉翔的告密而泄露。马吉翔原为锦衣卫指挥使，早已投靠孙可望，他在赴广西谒陵途中偶遇李定国部下刘遇新，得知密诏之事后火速通报贵阳。孙可望勃然大怒，立即派心腹郑国率兵赴安龙问罪，并怀疑马吉翔参与密谋，将其一并逮捕。面对郑国的逼问，永历帝怯懦推诿，称密诏系“外人假敕宝所为”，内阁首辅吴贞毓、李元开、胡士端、蒋干昌等十八位大臣为保全皇帝，主动承担罪责。
1654年（永历八年）三月，孙可望以“盗宝矫诏、欺君害良”为罪名，迅速逮捕了内阁首辅大学士吴贞毓、兵科给事张镌、翰林院检讨蒋圪昌、李开元、吏部都给事徐达仁、大理寺少卿杨钟、太仆寺少卿赵赓禹、光禄寺少卿蔡绩、武安侯郑允元、江西道御史周允吉、御史李颀、朱议泵、福建道御史胡士瑞、武选郎中朱东旦、中书任斗墟、易士佳、司礼太监张福禄、全为国等十八人。并对十八人严刑拷打。据屈大均《安龙逸史》记载，大理寺少卿杨钟因拒不认罪，被“夹棍折断双足”；光禄寺少卿蔡绩遭“烙铁灼胸”，仍痛斥孙可望“逆贼窃国”。最终，孙可望胁迫永历帝下诏处决众臣：内阁首辅吴贞毓被赐自缢，兵科给事中张镌、司礼太监张福禄和全为国三人遭凌迟，其余十四人皆斩首示众。
临刑前，众臣向北叩拜永历行宫，留下绝命诗：“九世仇雠一剑寒，孤臣洒血寸心丹。而今便作苌弘死，莫负峨眉夜夜看。”刑场围观百姓无不落泪，时人记载“天榜山忽涌忠泉，阴风怒号，骤雨如泣”。孙可望派人将十八位名士的遗骸丛葬于安龙北关马场，史称“十八人之狱”。
孙可望的残暴在处决御史李如月时达到顶峰。因李如月上疏弹劾其僭越，孙可望竟下令将其活剥。刽子手从脊椎下刀剥皮至大腿时，李如月高呼：“死得快活！浑身清凉！”直至气绝仍大骂不止。这种酷刑连清廷都为之侧目，《清史稿》评其“暴虐类流寇，无复人臣礼”。
当然，孙可望的野心无法遏制，他不可能只杀了这十八人就算完了。后来又连续斩杀了三十多位南明朝臣，几乎将朝堂一扫而空。
明永历八年（1654年）发生在贵州安龙的“十八先生之狱”，是南明政权内部分裂与权力倾轧的缩影，也是明末清初抗清斗争走向衰微的转折点。这场事件不仅暴露了南明官僚体系的腐朽与党争的残酷，更折射出农民军与残明势力在联合抗清过程中的深层矛盾。其背后交织着权臣孙可望的篡位野心、永历帝的生存挣扎以及文官集团的忠君理想，最终以十八位朝臣的惨烈牺牲落幕，成为南明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十八先生的牺牲并未换来转机，十八人的牺牲换来的是更加惨痛的衰亡！1656年，李定国击败孙可望，迎永历帝入昆明，追赠吴贞毓为“中极殿大学士”，其余诸臣皆谥“忠烈”，并在安龙建祠立碑。然而，这场内耗已重创抗清力量。由于孙可望的叛卖，永历朝的底细全部暴露，而最终被清朝消灭。1657年，孙可望率部下倒戈降清，竟携西南布防图投靠洪承畴，导致李定国兵败磨盘山，永历帝流亡缅甸。1662年，永历帝被吴三桂绞杀于昆明，南明彻底灭亡。
历史学者王夫之在《永历实录》中痛心疾首：“可望之暴，甚于献忠；贞毓之死，烈于方孝孺。”如今，安龙天榜山下的十八先生墓仍矗立着石牌坊，镌刻“岿然千古”“成仁取义”八字。墓后摩崖石刻汇集了常凯申、李烈钧、王伯群、吴鼎昌、任可澄等近代名人的题词，而“忠泉”依旧细流涓涓，仿佛在诉说那段血色岁月里，不羁的抗清英雄们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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