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人体特异功能”的讨论席卷学界，这场关于科学真伪的探讨，竟让钱学森、于光远两位学界大家产生了激烈的观点分歧。1985年于光远的寿宴上，厉以宁率先就特异功能的科学性向于光远提问，这番话直接引发于光远与钱学森的言辞交锋，二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争执之下，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何祚庥，希望他能就此表明立场。
这道突如其来的“表态题”，让何祚庥瞬间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于光远是他的恩师与多年直接领导，1951至1956年何祚庥在中宣部科学处工作时，于光远时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二人曾面对面共用一张办公桌，是于光远一路提携、引他步入相关工作领域，这份知遇与栽培之恩，他始终铭记于心；而钱学森是备受敬仰的学界泰斗，1956年制定十二年科技规划的科学大会期间，何祚庥曾任科学组秘书，与钱学森结下紧密工作交集，会议结束后还短暂担任过他的秘书，对这位前辈的学识与风骨，他满怀敬重。一边是恩重如山的恩师，一边是心悦诚服的前辈，二人观点针锋相对，无论偏向哪一方，都难避偏颇、辜负信任，何祚庥一时进退维谷，不知该如何回应。
但两难之下，何祚庥始终守着科学的本心，没有仓促站队，也没有含糊其辞地敷衍，而是沉下心斟酌再三，给出了一个兼顾情理与科学本质的建议：不如先搁置口舌之争，由双方共同参与，联合设计一套可重复、可验证的科学实验，全程严格监督、规范操作，用实实在在的实验结果，作为判断特异功能真伪的唯一依据。这番话既未辜负恩师的栽培，也未怠慢前辈的敬重，更牢牢站在了科学的客观立场上，当即得到了两位先生的一致认可，也让这场剑拔弩张的高层争论，有了理性的解决方向。
彼时，张宝胜因所谓的“耳朵认字”“隔空移物”等“特异功能”被传得神乎其神，不仅被调入专业科研院所，更成了一众追捧者口中的“超人”，也自然成了这场科学验证的核心对象。1988年5月，由何祚庥牵头，联合庆承瑞、林自新等多位科研工作者，在航天物理研究所的主持下、多部门相关人员的见证与监督下，对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开展了一场高规格的科学验证实验。
为从根源上规避作弊可能，实验设计极尽严谨：测试意念识物的信封，由科研人员亲笔签名、层层密封，内装人民币作为识别标的；验证“隔空取物”时，使用现场随机准备的透明密封容器，全程专人紧盯，不给予张宝胜任何单独接触实验物品的机会。在这样严苛且规范的实验流程下，张宝胜的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甚至被当场发现作弊端倪，那些被传得天花乱坠的“特异能力”，没能展现出任何符合科学规律的效果，所谓“超人”的假象，就此开始崩塌。
因当时的客观环境，这场实验的结果并未即时对外公开，直至1995年，相关细节与结论以《“超人”张宝胜败走麦城》一文发表于《科技文萃》，才正式公之于众，让更多人看清了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真面目，也为钱学森与于光远此前的争论，给出了基于科学实证的明确答案。
经此一事，何祚庥对人体特异功能的立场愈发鲜明且坚定，始终以科学实证为核心，公开表明否定态度。他多次强调，科学的核心准则是可重复、可验证、可证伪，而所有所谓的“人体特异功能”，均无法通过符合科学规范的实验检验，其背后不过是未经严谨论证的表演与炒作，本质上属于伪科学。
此后数十年，何祚庥始终坚守科学立场，持续参与反伪科学工作，对各类借“特异功能”“超自然能力”炒作的行为予以严肃批判。而回望那场让他陷入两难的寿宴争论，他的选择也恰恰诠释了真正的科学精神与为人处世的智慧：感念恩情、敬重前辈，却不因此盲从偏信；坚守立场、秉持科学，却不因此生硬处事。
钱学森与于光远的这场争论，并非单纯的观点分歧，而是两位大家从不同科学视角，对未知现象的严谨探讨与辨析；而何祚庥夹在恩师与前辈间的那次表态，以及后续牵头完成的科学验证实验，更让世人看到：真正的科学探讨，从不回避争论，但所有分歧，终究要靠理性的探索、严谨的实证来解决；而真正的尊重，无论是对恩师还是前辈，从来都不是盲目附和，而是坚守本心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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