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的西安，暑气闷人。午后五点多，一位身材瘦削、戴着眼镜的中年人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院门走出，步伐并不急。谁也没想到，这一转身，竟成了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背影。几小时后，这个人悄然“消失”，再无音讯。他的名字，叫宣侠父。
很多人是通过“黄埔一期被开除的唯一学生”这句话记住他的。时间往前拨回十四年，从西安移到广州，从西北黄土到珠江边上，一个看似普通的处分决定，悄悄改变了几个人的命运，也让蒋介石从此多出了一位终身死敌。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当年在纸上写下“开除学籍”四个字时，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亲手赶出校门的这个年轻人，将来会在冯玉祥军中鼓动抗日，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在隐蔽战线上为中共中央送去情报，又在西安把他麾下的大将和高级军官一个个拉到八路军的会客厅里谈心。两人的纠葛，从黄埔军校那间不大的校长办公室开始，延伸到抗战的暗夜之中。
一、从诸暨书房到黄埔校场
1899年，宣侠父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读书人家庭。祖父、父亲一边教书，一边务农，日子清苦，却把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书，都推到孩子面前。家庭条件有限，气氛却不寒酸，读经、写字、吟诗，成了少年宣侠父每天离不开的活计。
旧学根底扎实，他很早就显露出不同一般的读书天分。1916年，17岁的宣侠父考入浙江省立特种水产学校本科渔捞科。这一选择看起来有些冷门，却反映了当时不少青年的想法：掌握一门实用技术，将来为国家自强做点实事。
在校期间，他又凭成绩拿到公费名额，赴日本留学。这一步走出去，视野一下打开。日本当时是各种思潮涌动的地方，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讨论的话题已不再局限于专业知识，而是“救国之道”。宣侠父在那里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开始阅读有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著作，同时参加留学生的爱国活动。
抗议、演讲、请愿，这些行动在日本当局看来很刺眼，在北洋政府眼里也“不安分”。不久，他因为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被取消公费资格，被迫回国。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挫折，但对宣侠父来说，这反而像是一种催促——人生的方向已经出现，再不只是“留学回来谋一份体面工作”。
回国后，宣侠父没有久作犹豫。1920年前后，他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很快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那时中国共产党还刚刚成立不久，成员不多，多数又集中在几个城市，组织基础薄弱，但信念却格外坚定。宣侠父这类接受过新旧教育、又有留学经历的知识分子，在其中占了不小比例。
1924年，广州传来消息：孙中山在苏联帮助下创办黄埔军校，准备为国民革命培养新式军队干部。国共第一次合作刚刚展开，中国共产党也抓住这个机会，决定选派一批优秀党团员进入军校学习，一方面掌握军事本领，一方面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
宣侠父受组织委派，从上海出发，带着陈德法、石祖德、胡宗南等十余人南下，奔向广州。他本人是党员，很多同行者还是团员或进步青年，这支队伍既像学生，又像“政治工作骨干预备队”。就这样，25岁的宣侠父，成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之一。
1924年6月16日，黄埔一期开学典礼在长洲岛举行。五百多名新生穿着灰色制服，脚上是草鞋，整齐列队，等待孙中山检阅。环境艰苦，气氛却非常热烈。孙中山在台上讲话，为他们描绘国民革命的蓝图；台下这些年轻人，很多还不知道自己将来会面对怎样的命运，只觉得肩上多了一份责任。
在这批学员中，宣侠父属于年纪偏大的那一类。大多数同学二十出头，他已经二十五岁，又有留学经历，谈起国际形势、中国革命的前途，常常信手拈来，再加上性格爽朗，能讲会说，很快就成了同学间的“主心骨”之一。有人形容他“论今说古，极善辞令”，这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也很快注意到这位老乡。蒋介石出身奉化，同属浙江，向来对同乡格外看重，再加上他有“伯乐相马”的习惯，见到有能力的年轻人，总要想办法拉到自己身边。可以想见，刚开始时，他看宣侠父的眼光，大概带着几分欣赏，甚至有点期待。
二、黄埔冲突：一纸报告撕开裂缝
矛盾的导火索，出现在1924年夏天。
7月6日，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孙中山在黄埔军校成立特别党部，作为学校的最高党务领导机构。经选举产生，五名执行委员中，除蒋介石之外，其余四位都是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国民党员。结果摆在那儿，蒋介石心里自然有些不是滋味。
名义上，国共正在合作，孙中山提倡“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但蒋介石心里有自己的盘算：黄埔军校在他设想中，是培养一支能为其所用的嫡系力量，而不是任由共产党在内部发展、扩大影响。只是那时他在党内军中权力还未坐大，面对选举结果，一时难以公开发作，只能强忍。
几天之后，矛盾找到了一个突破口。7月11日，蒋介石以校长兼特别党部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的名义，下达了一道命令：不经选举，直接指定各学生区队的党小组长，并规定这些小组长每周要向校长本人书面汇报党内活动和工作情况。
这份命令一传到学生中间，议论马上多了起来。黄埔军校创办时间不长，内部民主气氛还比较浓，很多学员习惯通过讨论、投票来决定班级和党团组织的人选。突然由校长“钦点”党小组长，再加上要求越过组织层级直接向校长汇报，怎么看都像是在搞个人监控。有些学生心里虽然不舒服，却不好明着说，只能在私下嘀咕。
有意思的是，在蒋介石拟定的党小组长名单里，宣侠父的名字赫然在列。按常理推测，许多人会认为：既然被指定为“骨干”，多少算是一种重视，能不吭声就不吭声，反正自己的位置稳了。宣侠父却偏偏反其道而行。
他郑重写了一份报告，直接送到校长那里，措辞不激烈，却很明确：由校长指定党小组长，既不符合党内组织原则，也有违民主精神，希望收回成命，由各小组自行选举。短短几句话，把问题点得很清楚，也把自己的态度摆到了台面上。
报告送到蒋介石案头，引发的反应完全可以想象。黄埔军校是他本人的心血工程，他正试图在这里树立绝对权威。现在居然有人不但质疑他的决定，而且以“组织原则”“民主制度”来反驳，这在他看来已经不是一般的意见，而是对权威的挑战。
蒋介石表面上没有立刻翻脸，而是以“校长兼老乡”的身份把宣侠父叫到办公室，打算恩威并用。谈话一开头，他便解释说：这个名单并非自己一人决定，而是有关人员共同商量的结果，“你也在其内”。话里话外，希望宣侠父能体谅，并顺势收回报告。
宣侠父的回答，却没有顺着这个坡往下走。他强调，对被指定的人选本人没有意见，不过人选产生的程序确实不当，违背了党的组织法，也伤害了黄埔刚刚建立起来的民主空气。这番话讲得很平静，却直指要害。
在蒋介石看来，这种“针锋相对”实在刺耳。他当场表示不满，语气也转硬：“你赶紧收回这份报告，我可以不加追究。”这已经是带威胁意味的警告。
宣侠父并未退步，只留下一句：“应不应提意见，责任在我；接不接受，权在校长。”既承认自己承担后果，又不准备撤回原有观点。紧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要求党小组长直接向校长汇报党内活动，实际上是把党的基层组织变成了某个人手中的工具，甚至容易沦为监督同志的特务机构，这同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精神并不相符。
话说到这个份上，蒋介石已经完全压不住怒火。当场下令将宣侠父关进禁闭室，限三日写出悔过书，否则严惩。
三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足够一个人反复权衡利弊。对许多年轻学员来说，在黄埔军校这样的平台接受军事教育，是难得机会；为了“前途”，认个错，写份检讨，也未必不能接受。宣侠父却选了另一条路。
三天后，蒋介石再度把他叫到面前，开门见山询问悔过书写到哪里了。宣侠父给出的回答只有一句：“学生无可悔过。”态度坚定，话却不多。
这一句，彻底堵死了调和的可能。蒋介石当即签发手令，交第二队队长执行：“该队学生宣侠父，目无师长，不守军纪，再三教育，坚拒不受，着即开除学籍，即令离校，以伸纪律，以正校风。中正。”至此，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生诞生。
消息传出后，在校党代表廖仲恺颇感震惊，急忙出面调解。他先去找蒋介石，试图缓和矛盾。蒋介石强调军校纪律至上，宣侠父“目无师长”，已经触碰底线，“我校长可以不做，但绝不能姑息纵容”。这番话，既是对外的理由，也是他自我说服的依据。
廖仲恺随后又找到宣侠父，委婉劝说：你的意见本身并没有错，但坚持要求“收回成命”，容易损害校长威信，不如从大局出发，先由他把报告从蒋介石那边取回，算是你愿意撤回意见，这样既保全了你的前途，也不给校长难堪。
宣侠父的回应，却显得有些“倔”：个人事业前途事小，建立民主革命风气、防止独裁作风事大。几句话，把轻重缓急完全颠倒到了另一种尺度上。
就这样，在收到写悔过书的警告第四天，他提着简单行李，毅然走出黄埔校门。临行前，留下一句话：“大璞未完总是玉，精钢宁折不为钩。”这有点像是给自己定下的性格注脚：宁肯折断，也不愿弯成钩子。
不久之后，周恩来受党派遣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等他听说宣侠父的这段经过，感到非常惋惜：真理在我们一边，力量也并不弱，事情竟被推到这一步。话里带着遗憾，也带着对那段错失机会的反思。
从此以后，宣侠父在黄埔军校的经历成了一段传奇。呆了不到三个月，却成了学校历史上少有的“硬骨头”，也在蒋介石心里留下了不小的疙瘩。
三、塞外风云与隐蔽战线
离开黄埔之后，宣侠父并未沉寂。1925年，他经浙江党组织安排，前往北平，到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身边工作。李大钊当时正忙于在北方发展组织，联系各方力量，宣侠父这样有一定政治素养、又懂军事的干部，对他非常重要。
不久，李大钊委派宣侠父以国民党的公开身份，带一批共产党人前往张家口，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冯玉祥当时号称“基督将军”，行事风格颇为特立独行，对新思想、新观念并不排斥，这让共产党人有了活动空间。
1926年，北伐开始，冯玉祥率西北军出潼关，准备与北伐军会合。宣侠父当时担任冯部第二集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主要负责官兵的思想动员、宣传教育等工作。表面上他只是一个“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承担着将这支旧式军队改造成国民革命武装的重要任务。
局势发展很快。北伐军节节推进，革命形势一度高涨。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政变”，公开背叛革命，开始大规模“清党”。冯玉祥在多番权衡之后，逐步右转，与共产党拉开距离。宣侠父等共产党人先被排斥，继而被驱逐出军队。
失去公开阵地后，他回到浙江老家，从事地下工作。表面看似“隐身”，实际上仍旧在各地奔走，维系组织联系。进入1930年代，国际局势紧张，日本侵略步步逼近，国内反蒋情绪和抗日浪潮不断涌动。
1932年前后，在国民党屈服于日本压力、对外节节退让的背景下，民间抗日要求日益高涨。就在这种气氛中，宣侠父再次回到西北军，来到冯玉祥身边，担任其位于土尔沟新村住所图书馆的一名宣传员。
别看只是个“宣传员”，实际作用一点不小。宣侠父利用图书馆、俱乐部、训练班等形式，大量接触西北军官兵，一方面宣讲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一方面传播抗日救国思想。他善于演讲，逻辑清楚，又能结合军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慢慢地，一股不同以往的气息在军中蔓延开来。
在共产党人持续努力下，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渐渐形成了共同的抗日主张。1933年5月，他们在张家口成立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统领北路军，吉鸿昌担任二路军总指挥。宣侠父则出任吉鸿昌的政治部主任，兼任第五师师长，既抓政治工作，又负部分军事指挥。
这一年夏天，抗日同盟军在察哈尔一带展开作战。6月，他们收复多地，对日伪军造成不小打击。在收复多伦的战斗中，击毙伪军千余人，引起全国舆论关注。多家报刊对这支“民间抗日军”大加报道，许多普通民众也是从那时起，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吉鸿昌”“方振武”“宣侠父”的名字。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也对抗日同盟军的行动给予肯定。对共产党来说，这支队伍虽然背景复杂，但抗日旗帜鲜明，在当时动员全国力量抵御外侮的局面下，无疑是正面力量。
从蒋介石的角度看，情况就完全相反了。张家口的抗日同盟军，既没有接受南京政府指挥，又把矛头部分指向“反蒋”，客观上冲击了国民党当局对军队和抗日话语的控制。更关键的是，在他看来，如果不是宣侠父这些“共产党人”在冯玉祥身边不断鼓动，冯未必会迈出这一步。
为了消除这根“刺”，蒋介石首先从冯玉祥入手。1933年8月，冯玉祥被迫通电宣布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离开张家口。失去总司令的旗号，抗日同盟军实力受挫，但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等人仍坚持抗战立场。
弹尽粮绝之后，他们试图通过与南京政府谈判保存力量。结果并不出人意料——谈判过程变成拘押的序幕。吉鸿昌和方振武遭到扣押，虽一度设法脱身，逃往天津等地，但终究没能摆脱追捕。1934年11月，吉鸿昌在天津被捕，后于北平就义。方振武几经辗转，逃到香港，1941年回内地准备奔赴抗日前线，途经广东时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这条线索往下推，几乎是一部悲壮的名单。蒋介石对这些坚持抗日又不听他指挥的人，采取的是“赶尽杀绝”的态度。对宣侠父来说，他当时虽侥幸脱身，却也被军统列入重点通缉对象。
1934年夏天，他转入上海，进入中共中央临时机关特科工作，改名“杨永清”，以《申报》记者身份活动。上海是当时情报和地下工作极为活跃的城市，各种势力交织，为隐蔽战线提供了舞台，也埋伏下重重风险。
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外界对这一行动充满猜测，有的把它说成“溃逃”，有的故意歪曲。宣侠父利用记者身份，积极收集各方情报，再传递给党组织，以便党中央能更准确把握敌我情况，也能在舆论上争取主动。不得不说，这类工作往往不显山露水，却影响深远。
1935年，他又化名“宣古渔”，前往香港，承担上层统战任务。一方面与国民党内主张抗日的上层人士接触，如李济深、蔡廷锴等，一方面撰写报道，揭露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质。他写下关于红军长征的真实调查材料，用事实打破外界谣言，让一些原本犹豫的军政人物看清局面，从而更愿意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
正因为在这条“看不见的战线上”表现突出，他后来被称为中共抗日隐蔽战线“三杰”之一，与梅龚彬、陈希周并列——一位被称“怪杰”，一位为“隐杰”，一位是“英杰”。这些称呼带着时代的味道，但背后确实是多年冒险工作的印记。
四、西安暗杀与宿怨终局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抗战全面展开。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矛盾的形态发生变化，公开战线暂时合流，暗处的斗争却并未休止。
1937年2月，应周恩来电召，宣侠父前往西安。西安在西安事变之后，军事、政治格局非常复杂：东北军、西北军的影响力逐渐被挤压，黄埔系军官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蒋介石借机调整部署，把更多心腹派往西北，以加强中央控制。
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共需要一位熟悉国民党军界、又善于统战和斗争的干部出面。周恩来见到宣侠父时，还带了几分调侃意味：“当年在黄埔无缘见面，今天在西安相逢。这是殊途同归，是革命的洪流把我们涌到了一起。你来得正好，这里的工作非常需要你。”这句“殊途同归”说得不虚：一个曾被蒋介石逐出黄埔的学生，如今成了周恩来身边的重要助手，命运的转折颇有几分戏剧感。
到西安后，宣侠父先任周恩来的副手，全面抗战爆发后，又经周恩来提名，担任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主任。这个职位表面上是联络机构负责人，实际负责与国民党军政机关、地方势力打交道，是抗战时期统战工作的枢纽之一。
他利用自己黄埔一期出身以及多年的交往基础，频繁接触国民党将领，特别是西北战区的高层。有些关系原本就不算陌生，比如胡宗南——当年就是由宣侠父率领去黄埔报到的浙江同乡，此刻已经成了国民党重要的战区司令之一。
据资料记载，胡宗南在西安期间，多次向宣侠父请教游击战战术。两人谈到日本军队的特点、战线的拉长、后方的脆弱部位等问题，最后胡宗南感叹：“要打日本，只有采取八路军的办法。”这一句话，对当时的氛围来说，已经相当直接。
宣侠父不仅在军界斡旋，也在社会上层活动，他的口碑不错，既敢讲原则，又懂分寸。他的存在，对中共在西北地区开展统战工作起到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很多原本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人，在与他多次交谈之后，态度悄然发生变化。
也正因如此，蒋介石对这个昔日“问题学生”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对蒋介石来说，宣侠父具备几项极危险的特质：黄埔出身，有军界人脉；性格刚硬，难以收买；对共产党忠诚，有能力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于是，他曾多次授意黄埔旧友出面，试图“劝其回头”，甚至愿意给予高位厚禄。
从一开始，宣侠父的态度就很清楚：立场难变，人情可讲。他与老同学、老乡见面，会谈旧事，也会劝他们多想想全国抗战大局，但对所谓“劝降”，一概不接招。蒋介石从各种渠道得到反馈后，逐渐意识到：当年黄埔时期无法驯服的人，现在更不可能改变。
在这种背景下，1938年7月31日下午的那次“失踪”，就显得不那么意外。当天傍晚五点多，宣侠父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离开，准备回家。路途并不远，却成了永远无法走完的一程。他在途中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勒死后抛尸于马陵地区一口枯井中，年仅39岁。
事发之后，西安办事处的同志四处寻找，毫无结果。林伯渠作为军代表，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判断宣侠父极可能遭遇不测，多次向蒋介石方面交涉索人。蒋介石方面一口否认，称毫不知情。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一旦承认暗杀八路军高级干部，无疑等于公开撕毁“团结抗战”的旗号，因此国民党方面极力封锁消息，制造种种“失踪”说辞。
就这样，这桩案件在很长时间里成了谜案，只在少数人私下议论中流传。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线索才逐渐浮出水面。
1951年，原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佟荣功被捕，在审讯中交代了自己参加暗杀宣侠父的经过。他提及1938年7月参与行动的细节，确认宣侠父是在西安附近被绑架、勒杀后弃尸枯井。几年之后，更多材料陆续被掌握。
蒋介石为什么要下这样一个“死手”？从后来披露的情况看，他曾多次要求胡宗南等人设法策反宣侠父，结果适得其反——宣侠父不仅没有转向，反而借与胡宗南等人的接触机会，更深入地影响他们在抗战问题上的态度。这让蒋介石非常恼火，也愈发忧虑胡宗南这把枪会不会“跑偏”。
在这种心理驱动下，他做出了“秘裁”的决定，既要除去一位难缠的对手，又试图消除在西北军界中不断扩散的那股“八路军风气”。从手段看，非常决绝；从后果看，却难称得上稳妥。
宣侠父遇害多年后，人们回顾他的经历，会发现一个颇为讽刺的环节：这个被黄埔军校开除的学生，后来却在敌人内部发挥了远大于许多“正规军官”的作用；这个被蒋介石视为“脑后生反骨”的人，从来没有借机谋取个人权势，却始终把心力倾注在抗日救亡和联结各方力量上。
他没有死在对日战场的硝烟里，而是倒在同胞的黑枪之下。就历史评价而言，这样的结局带着强烈的悲剧色彩，也折射出那段年代中多重斗争的残酷。
宣侠父的一生并不算长，从诸暨农家的书房到广州黄埔的操场，从塞外张家口的风沙到上海、香港的隐蔽战线，再到西安扑朔迷离的一夜，时间轴线并不复杂，人物线却交织缠绕。他的轨迹与国共合作、分裂、再合作的历程紧密相扣，也一次次折射出个人与时代之间的张力。
1950年代以后，随着资料逐步公布，宣侠父的事迹被收入各类抗战史、党史和人物传记。他的名字没有像某些著名将领那样家喻户晓，却在研究者和老一辈革命者的记忆里，留下了沉甸甸的一笔。从黄埔操场上那份“不肯认错”的报告，到西安办事处门口那场无声的告别，中间隔着的，并不只是一串年份数字，而是一整段风云变幻的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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