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初春的纽约，下着连绵细雨。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昏黄走廊里，身着呢大衣的张群推开病房门，看到病榻上的何柱国正摸索着收音机的开关。短暂沉默后，张群忽地叹了口气：“老何，这事儿做得也太绝了。”一句话，把两人心底最忌讳的疑问迅速点燃，却又戛然而止。
无需过多铺陈，何柱国这一年才五十出头。按照军界同僚的说法，“正是用兵如神的年纪”，却忽然全盲，谁都知道是飞来横祸。若把时针拨回七个月前，重庆上清寺的那次酒宴才是导火索。那是１９４５年１０月，抗战刚结束，国民党高层正为东北布局而忙得脚不沾地。蒋经国招待苏联大使，长桌两排座次早已分定，轮不到别人插手。偏偏何柱国被“请”到离主桌最远的一角，杯中已经斟满。酒香扑鼻，他心里犯嘀咕，却不好失礼，举杯一饮而尽。
酒后当夜无恙。第二天清晨，窗外日色朗朗，他却摸不到一丝光亮。军医赶来，无论怎么检查，都说是“急性视神经炎”，成分模糊得像薄雾。三日后，重庆中央医院束手无策，蒋介石批给他两万美元赴美求医。同行的家眷还没缓过神儿，整个过程快得离奇。
美国医生的诊断让真相隐约浮出水面——严重有机磷中毒。听到这句话，何柱国额头直冒冷汗：能在国宴级饭局动手脚的人，绝非寻常角色。谁会这么狠？谁能在苏联大使面前下此重手而全身而退？
时间倒回到保定军校。１９１９年，年轻的陈诚凭一纸假文凭挤进第八期炮科，日后却把这段经历称作“军旅起点”。那时的战术教官何柱国，穿着咖啡色马靴叱咤骑兵操场，深得学员敬畏。陈诚每逢路见他，总要恭敬地叫声“何老师”。表面谦恭，心思却难猜。
抗战中期，两人西南途中共拜关帝庙。来到张良祠，何柱国没有下车，只淡淡一句：“武将染指朝政，难免祸生。”陈诚听后脸色有些僵硬。表面风平浪静，暗地却像埋下了一根刺。多年后，当蒋介石决定让何柱国出掌东北行营，陈诚的一句“会不会再来一个张学良”击中了领袖最脆弱的神经。
于是就有了那场刻意的宴席安排。座位靠边、酒杯预先满注，这些微妙细节背后都透露出操盘者的精密心思。对军人出身的何柱国来说，遵从宴会礼节是一种本能，正中了圈套。
在纽约的病房里，何柱国曾低声追问张群：“到底是谁？”张群只是摇头，厉声一句“他们也太狠毒了”，便止住话头。对于老练的政坛宿将而言，沉默比言辞更有分量——因为一说出口，牵扯的就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而是整个权力链条的暗面。
遗憾的是，半年多高强度治疗换来的仍是一片黑暗。美国医生坦言：“视神经萎缩已成定局，奇迹的概率不足千分之一。”听罢，何柱国只是苦笑，他能指望的“奇迹”从来不是医学，而是政治气候的转圜。
１９４７年夏，他带着尚未拆封的黑框眼镜盒返抵上海码头。码头工人认出他，议论声嘈杂：“那位是东北护路军总司令吧？听说眼瞎了。”何柱国拄杖而行，背影却依旧挺拔。战马沙场的豪气遭暗箭断送，这是那个年代多少将领共同的身影。
有意思的是，紧跟何柱国失明事件之后，东北局势骤变。杜聿明的主力连连吃败仗，国民党再无余力派遣一位能镇得住局面的骑兵名将。人事安排小算盘打得响，战略格局却付出了代价。倘若当年何柱国真能带兵入关，战局是否会出现另一种可能？这是后人无法验证的假设，却足以令人唏嘘。
张群晚年回忆录里只字未提此事，只留下当时那句“狠毒”。字少，却滴水成冰；不说，就是痛说。人情如纸薄，政治如深海，连活在漩涡中心的枭雄亦难保全。
史料显示，何柱国终其一生未曾公开追究，既无证据，也无机会。１９８２年，他在台北病逝，享年八十六岁，临终仍保持军人作息，凌晨四点按时起床，然后静坐到天亮——看不见，却从不抱怨。或许对他来说，真正的黑暗并非失明，而是那一杯被迫喝下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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