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9月，初秋的北京已有丝丝凉意。总政礼堂里，身材微驼、头发花白的颜文斌在队伍末端静静站着。轮到他时，只见他微微挺直腰板，接过少将肩章，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台下几位老战友忍不住小声嘀咕：“这星星来得也太晚了。”话音虽轻，他却听得真切，只淡淡一笑，目光沉静如旧。
人们为什么替他抱不平？事要从九年前说起。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功勋卓著的将领们悉数佩星。作为三十二年党龄的老红军、39军副军长，颜文斌却因“任军级满两年”这一条硬杠杠差了十来天，被列入大校名单。政工干部私下劝道：“老颜，提个意见就能补上，谁会说什么？”他却摆手：“为肩头几颗芝麻绿豆大的星伸手，人还要脸不？我扛枪打仗不是为了这个。”
这种倔劲儿，从他十一岁孤儿到红军将领，一路没变。1915年出生于湖南平江，七岁丧父母，靠给地主放牛讨活。牛栏里睡的是稻草，饭碗里装的却是泔水，少年凄苦难言。1932年夏，他听见远处号角声，索性扔下牧鞭追上红六军团。接兵的班长看他骨瘦如柴，问：“你行不行？”少年攥紧拳头，咬牙一句：“能打！”
两年后，他已是红六军团排长，排里挂着“模范尖刀排”锦旗。1934年8月湘赣突围，六军团在桂东冷水坑设伏。枪声乍起，他带警卫排兜圈诱敌，越打越深，忽见一员大将左手马刀右手手枪冲天而下，高呼：“同志们跟上！”那是王震。首长都拼命，颜文斌怎敢落后，硬是在密林中奔出三四公里，缴了敌机枪，整排官兵欢呼。
长征途中他一身是伤。翻雪山时伤口冻得发紫，再加上三天没粮，他脚下发飘。正想停步，一位骑马首长递来半碗炒面，“小鬼，吃吧，还得赶路！”那碗油香的炒面成了救命粮，他拖着伤腿走完雪山草地。此后，每回讲到那段，声音总低下去：“队伍里太多没熬过草地的人。”
抗日烽火燃起，他转战冀中、太行。1942年血战平山城，他自选两百名精锐组敢死队，夜半点燃汽油壶冲入城门，火光烤得铁枪发烫。援军未至，却迎来日军增援。巷战惨烈，刺刀对刺刀，从子夜捱到破晓，敢死队除他外无人生还。战后，他躺在尸体堆里被担架队发现，昏迷三天才醒。那一年他二十七岁，肩膀已经留下十三处弹痕。战友劝慰，他只是盯着天空嘟囔：“两百条命，日后总得算账。”
解放战争爆发，他屡挂彩，愈战愈勇。1949年1月天津战役，39军攻入金汤桥，他带团三次强攻，火力密布的碉楼死活啃不下。第二晚，他硬是翻城墙摸到敌侧翼，用火箭筒炸开缺口，配合援军一举歼灭守军。天津城头那面“先登旗”至今仍收藏在军史馆。
建国后，他分管部队训练。1955年授衔消息一出，不少老兵拍手称快：“营里再也见不到没肩章的老军长了。”可名册公布，他却只有大校。有人替他打抱不平。颜文斌露出憨厚笑容：“这跟立功受奖不同，文件写得明白，差一天也不行。”一句话，让大厅里嘈杂声瞬间哑火。随后九年，他拎着大校肩章行走各军区，研究射击训练，搞步兵夜战课目，常常一身泥一脚水。不少年轻参谋偷瞄他袖口的缝补线，谁也没想到这位不起眼的老干部曾是血战平山的敢死队长。
1964年授少将那天，他依旧排在最后。授衔完毕，几位同批将星围上来，“老颜，总算补上了！”他笑着摆手：“这玩意儿是组织认可，不是自己要来的。”说完把新肩章揣进上衣，继续研究演习方案。
年过花甲后，他调离部队，回湖南老家颐养。身边人关心他的身体，他却更在意另一件事：日本右翼否认侵华。一次电视里传出“历史观”争论，他拄杖骂出一句：“给支枪，再带你们去打鬼子！”吓得子女立刻换台。这样的火气一直到九十九岁，才随着生命一同熄灭。2014年4月1日清晨，老将军在长沙安然离世，桌上那顶旧军帽边，仍夹着一张泛黄的名单——平山城两百敢死队员姓名，墨迹早已模糊，却谁也不舍得丢。
星星终究只是徽记，伤疤却深埋在皮肉。有人说他的履历像是一部近现代革命史的缩影，可他的话更简单：“活着，就是替牺牲的弟兄多看几年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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