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2月下旬，湖南长沙细雨连绵。凌晨两点多，警卫员轻轻推开湘江宾馆那扇木门，一句汇报打破了夜色：“医生来电，说总理情况不妙。”躺在藤椅里的毛主席缓慢睁眼，费力地抬起右手：“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一句简单关切，透出半个世纪并肩作战的深情。
十年前，毛主席和周恩来还常在中南海散步。走到丰泽园北墙根，两人一前一后踱步，毛主席忽然停住：“建国道路千万条，干部健康是第一条。”周恩来笑说：“主席也该歇一歇，您一天批阅文件到凌晨三点。”他们谁也没想到，十年后率先倒下的会是自己。
时间往回拨到1925年初夏，广州。黄埔军校演武场尘土飞扬，周恩来在台上讲课，黑板上写着八个字：政治工作，生命线。台下学员中有个身材高大的湖南青年干部，他悄悄对同伴说：“这位周先生讲课铿锵，话里带火。”那个青年正是后来参加农运讲习所教学的毛泽东。两人第一次深谈，夜坐榕树下，通宵未合眼，对革命前途的判断几乎句句相合。有人形容，那一夜，两条平行线开始交汇。
1927年春，北伐军逼近上海。周恩来策划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枪声震天。就在同一周的汉口，毛泽东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痛陈农民翻身的重要。两份电报几乎同时送到武汉中央机关，“周恩来胜利占领上海工部局周围街区”“毛泽东建议大力扶植农协”。陈独秀读后自语：“南有周，北有毛，胜算增加一分。”
长征途中，周恩来常提早起床，绕营地一圈察看警戒。1935年1月的遵义，他把医疗队留给了负伤战士，自己只喝几口凉水就去主持会议。会上，他对博古、李德的教条作风毫不客气，却对毛泽东的战术主张连连点头。这一幕成为决定生死存亡的拐点。多年后，毛主席说起往事，轻声一句：“周恩来那时若不点头，红军仍在迷雾中。”
抗战时期，南湖畔延安窑洞灯火通明，两个身影常常对坐到拂晓。毛主席写《论持久战》，请周恩来把关文字；周恩来谈国际形势，请毛主席补充细节。两人相互补台，被延安青年称作“倚天一剑配屠龙刀”。
1949年9月，北京饭店楼顶，国旗初次试升。周恩来背手眺望天安门，毛主席站在他身边，两人都没说话。凝视良久后，毛主席轻声：“开弓没有回头箭。”周恩来点头：“路再长，咱们一起走。”那天傍晚华灯初上，北京城一片寂静，仿佛在聆听他们的誓言。
建国初，周恩来主抓经济恢复。每天夜里两点，政务院办公室灯火不熄。毛主席半开玩笑给他起外号，“常青树”。一次中央会议，毛主席提议设国务院总理人选，话音未落，许多代表不约而同地转头看向周恩来，场面颇为默契。
进入70年代，周恩来胃部不适愈发明显，却仍坚持阅文、批示。1974年1月，他在上海检查身体，确诊为膀胱癌。同行医生忍不住劝：“总理，必须手术。”他淡淡一句：“国家大事未完，手术往后排。”回京路上，列车颠簸，他仍伏案审核外贸数据。那份厚厚的报表，至今留有褶皱。
毛主席眼疾严重，身边人呈报文件需用放大字。他知晓周恩来病情后，多次想亲自探视，却被医生拦住——长途颠簸加重病情。可他还是托身边工作人员带去纸条：“望保重，指示仍按旧章办理。”纸条只有十二字，却写了三遍，一遍比一遍字迹歪斜。
同年秋，中央讨论四届人大筹备。有人担心总理能否承受工作量。毛主席咳嗽数声，缓慢抬手：“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众人默然，再无异议。这是毛主席在公开场合最后一次为周恩来定调。
1976年1月8日上午九点零六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灯光暗淡。周恩来停止呼吸的那一刻，守在一旁的医护听见他用极低的声音问：“主席……身体……可好？”字音含糊，却依旧关心别人。电报飞赴中南海，毛主席得讯，良久未语。秘书试探：“是否参加追悼会？”他缓缓抬臂，又放下，叹息：“走不动了。”
1月14日深夜，悼词送进游泳池畔的书房。工作人员念到“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时，毛主席用手背擦了擦眼角，没有出声。灯光下，他把那份文件轻轻合起，手指停在纸面，久久未移。
从广州榕树下的彻夜长谈，到1974年那个带着雾气的凌晨“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两人相知相扶四十九年。有人说，这段革命友情像湘江水，也像淮河潮，既深且长，静时澄澈，动时奔涌。时光再走远，那十二个字依旧在历史档案中熠熠生辉，提醒后人：国家与民族的事业，并肩者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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