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丰 来源：日本华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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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正在进行的日本众议院大选，选举投计票日与大学入学考试时间重合，由此引发日本在野党的争议。这表面是“日程安排是否妥当”的技术问题，实质却触及民主政治运行中的一个根本尺度——当国家权力在行使政治正当性时，是否充分顾及公民个体所处的现实处境。

高市早苗方面的解释具有典型的政治逻辑：政策方向出现重要调整，需要通过选举“问信于民”，因此时机具有政治必要性。从制度层面看，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议会解散权的运用，本就属于执政权力的合法组成部分，选举也正是民主国家解决重大分歧的常规方式。然而，制度上的“可以”，并不自动等同于政治判断上的“恰当”。

问题的关键在于，本次时间安排直接与一批首次获得选举权的18岁青年的人生关键节点发生冲突。对考生而言，高考不是普通事务，而是多年教育竞争的集中体现，具有高度不可替代性和心理压力。在这种背景下，要求他们在备考强度最高的阶段同时承担公民政治参与义务，实际上形成一种隐性的“二选一”结构。法律没有剥夺投票权，但现实情境在压缩其可行性空间。

日本在野党方面的批评虽带有政治立场色彩，却抓住了一个真实矛盾。中道改革联合的联合党首野田佳彦愤怒指出的“年轻人被剥夺机会”，并非指制度层面的排除，而是指出一种事实效果：当投票与决定个人前途的考试发生冲突，理性选择必然向后者倾斜。投票权在纸面上存在，在行为上却被现实成本削弱，这正是现代民主中常被忽视的“参与成本问题”。

日本年轻选民投票率长期偏低，上次众院选举18、19岁群体投票率为39.43%，低于整体选民53.85%的比例。在这一背景下，制度设计本应优先考虑降低青年参与门槛，而非增加额外负担。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提到考生与家长的担忧，反映的正是家庭层面的现实权衡：升学带来确定回报，投票则是一种抽象的公共责任。在风险—收益结构下，政治参与自然处于劣势。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政治信号。当青年第一次进入选举人行列，本应感受到的是制度对其角色转变的尊重与欢迎；而此次安排传递出的却是另一种信息——国家政治节奏优先于个人现实压力。这种体验将直接塑造一代人对政治的情感认知。民主不仅依赖程序合法性，还依赖参与者的心理认同。如果初次投票经验伴随焦虑与被迫取舍，政治就不再是“公共事务”，而更像“额外负担”。

因此，这场争议不应仅停留在党派攻防层面，而应被视为一次制度自我检视的契机。如何在保证政治运作效率的同时，避免重要公民群体在现实层面被边缘化，是成熟民主必须持续回答的问题。选举当然关乎国家未来，但国家未来同样系于那些正在考场中书写个人前途的年轻人。当政治时机与人生节点发生冲突时，克制与体谅，本身也是一种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