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五月初的一个傍晚，落日斜照在中南海墙头，梧桐树影摇曳。赵天元拎着一只旧军挎，脚步有些发怵。自一九八九年调离中央警卫团，他已整整三年没进过这里。如今以探望者的身份回到春藕斋，他的心跳得比从前站夜岗还快。
门被轻轻推开，屋里一片安静。陈云斜倚藤椅，闭目小憩。听见脚步声，老人缓缓睁眼，目光依旧清亮。“哎哟，小米来了——你好久没来看我了。”一句亲切的嗔怪，把空气里的拘谨立刻化开。赵天元喉头一紧，低声答了句：“首长，工作一忙就耽搁了，真是想您得要命。”
警卫员都知道，“小米”是陈云专为赵天元取的绰号。原因说来简单：赵天元老家河南泌阳古称“盛产贡米”，老人随口起名，竟叫了十多年。许多人认定他姓米，还闹出不少笑话。此刻，赵天元听见那熟悉的称呼，仿佛又回到自己二十岁那年。
镜头倒回一九七八年盛夏。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挑选新警卫员，最终敲定了刚满二十岁的赵天元。那天，副局长牟韧亲自把他带进小会议室，开门见山：“组织考虑，把你调到陈云同志身边，愿不愿去？”年轻士兵军帽还没来得及摘，就猛地立正，“保证完成任务！”声如洪钟，却掩不住心里打鼓。
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隔天上午。陈云放下文件，盯着眼前小伙。“赵钱孙李，天元地方。泌阳人？小米不错。”短短几句话，把紧张的气氛击碎。老人要的并不是花哨的敬礼，他在意的是对方一颗踏实心。
随后三年里，赵天元随行日夜值守，见证了一个饱经风霜的老革命怎样安排自己的暮年：早六点起，半小时慢步；七点早餐，不离那碗稀饭；白天翻文件，看报批件，累了小憩；晚上八点准时熄灯。规律得像精密时计，也严谨得让身边年轻兵钦佩。
有意思的是，陈云最愿意谈的竟是哲学。他常说：“多吃点脑子管用的东西，比多吃一块肉强。”一九八七年八月，老人指名让赵天元去找《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北京大书店跑遍无果，他索性直奔人民出版社才抱回一捆新书。返程路上，肩膀硌得生疼，却乐得发笑——能把首长交代的事办妥，比领功勋章还踏实。
那天晚上，陈云翻着新书对他说：“学哲学，慢慢嚼，像啃干粮。记不住就记下来，找人辩一辩。”短句平白，却在赵天元脑子里打下钉子。后来无论转业到地方，还是主持基层工作，他常把“交换、比较、反复”十五个字贴在案头。
工作之外，陈云把警卫员当孩子。赵天元二十七岁还单着，老人散步时一句“也该成个家”，把他的脸说得通红。一九八八年春，赵天元回乡探亲带回一张姑娘照片，陈云端详半晌，认真点评：“眼神明亮，是个本分人。”临走还塞给他一句：“早晚有娃，起名前跟我商量。”赵天元憋着笑，只好应下。
一九九○年，赵天元调往地方，当面辞行。陈云握着他的手，缓声叮咛：“别忘了人民二字，去了哪儿都一个理。”赵天元几乎掉泪，敬了一个军礼。此后，他在地市级岗位摸爬滚打，办企业改制，跑扶贫项目，逢难处就想起那双布满青筋的手。
再回到一九九二年的春藕斋。两人闲话家常，半小时变成一小时。陈云问起他的新工作，问起老人身体。末了说：“你信写慢就算了，可人要常来。”赵天元郑重点头，“记住了，首长。”临别，他下意识想立正敬礼，却被老人拉住胳膊，轻声道：“保重。”
三年之后，一九九五年四月十日清晨，京城落雨。陈云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噩耗传来，赵天元正在外地调研，他攥着听筒半天说不出话。一行热泪滑下，落在接线簿上，字迹化开一片。
回京那夜，他没合眼。第二天参加治丧会议，随后自愿守灵。昔日同事陆续抵达，没人联络，却都出现在八宝山。火化炉的钢门合上时，赵天元握拳，指关节发白。骨灰最终安葬在一株老雪松下，松针覆土，静静滴雨。
日后，每年四月十日，他都会与旧友一道去雪松前站一会儿，不摆花圈，也不拍照，只是默默点根香烟，深深鞠身。六月十三日，则到毛主席纪念堂二楼的陈云纪念室，把旧影集翻一遍。那本影集里，仍夹着一张泛黄的照片——赵阳满月，缩在襁褓里，脸蛋红扑扑。角落写着陈云亲手的三个字：早上好。
岁月往前赶，很多故事被尘封，规矩却留住了。如今提起“小米”，当年的同伴都会笑。正如老首长常说，“多吃就是少吃，少吃就是多吃”，凡事过犹不及。警卫员后来成了地方干部，却仍记得那个道理——做事有度，做人求实。
春风再起，雪松依旧常青。抬头看去，高枝与蓝天相接，像一把撑开的华盖，为过往撑起一片清凉。它静静守着的那一掬黄土里，沉睡的是一位用一生教人扎根泥土的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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