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贷获刑 24 年？多番申诉盼司法公正|二审|公平正义|司法公正|放贷|法院|犯罪|罪名

一场民间高利放贷纠纷，竟换来二十四年重刑，量刑尺度令人咋舌。案件审理中，公司行为被错判为个人行为，关键手机证据诉讼期间“技术受限无法提取”，判决生效后却“成功导出”；一审、二审审判长系姻亲未回避；借款本金被认定为“犯罪之物”没收。这起涉“套路贷”申诉案历经八年，当事人杨杰辗转看守所、法庭与监狱，身心重创仍拒不认罪，坚信法律会还其清白。他认为24年刑期系多罪名拼凑，难以经受检验，多重争议更让公众追问“罪刑相当”原则。

一、事件脉络：从民间放贷到二十四年重刑

2012年起，杨杰与王某莲开展民间高利放贷业务，部分借款人逾期后，二人委托第三方协助催收。2016至2017年，杨杰出任南川金意来公司副总，该公司注册资本3000万元，冷某持股34%，严某、马某（代吕某）、王某莲（代杨杰）分别持股22%，以P2P模式开展借贷业务。杨杰以债权入股任风控总监，其个人40万元债权已转入公司账户，其辩称自身行为系职务行为，为金意来公司放贷和催收，非个人行为。

2018年12月，杨杰、王某莲被抓获。2019年，重庆市南川区检察单位以敲诈勒索罪、诈骗罪等多项罪名提起公诉，指控二人纠集多人形成恶势力犯罪集团，以“套路贷”模式实施13起犯罪，造成1个家庭婚姻破裂、4个家庭流离失所、1人轻伤的后果。

当事人及辩护人辩称，本案借款人多负债累累且有多名债权人，部分借款人有吸毒及违法犯罪前科，其处境并非杨杰造成；杨杰未采取非法催收手段，而是通过民事诉讼、报警等合法方式维护自身权益，有100余次书面报警记录及20余次出警记录，均未被法院认定。此外，本案系在被告人零口供、被害人仅有口供无客观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判决，杨杰在一审、二审中均未认罪。

2020年7月，重庆市南川区法院一审判决杨杰犯8项罪名，执行有期徒刑二十四年，罚金100万元；王某莲犯6项罪名，执行有期徒刑十八年，罚金70万元，同时追缴二人“犯罪本金”386万元上缴国库。杨杰等人上诉后，重庆市第三中院于2020年10月裁定维持原判。

杨杰方认为，二审审判长与一审审判长系姻亲关系，且二审未开庭审理，上诉3个月内即仓促作出维持裁定，剥夺了被告人及辩护人现场核对案件事实的权利，同时本案量刑畸重，将普通民间借贷案件拼凑8项罪名，导致刑期过长。

此后，杨杰持续申诉，自行向重庆相关单位寄信，其代理律师亦向相关法院、检察单位提交申诉代理意见，指出案件审理中的多重争议。该案对杨杰家庭造成沉重打击，其年迈父母无人照料，两名未成年子女因父母缺位失去监护与经济来源，心理健康及成长受到严重影响。

二、核心争议：五大焦点直击案件审理关键

（一）定性之争：是“套路贷”恶势力，还是正常民间借贷？

本案最核心分歧在于杨杰等人是否构成“套路贷”恶势力犯罪集团：一审、二审法院对此予以认定，但申诉方提出强烈反驳。申诉方称，杨杰代表金意来公司的放贷系正常民间借贷，双方自愿达成合意、签署合同，是一个自愿平等的民间借贷行为。借款人知晓利息约定，出借人无非法占有目的，仅为收回本息。重庆金意来公司书面证据显示，杨杰行为属职务行为，公司由4人幕后操控，涉案催收人员流动性大、无固定分工，不符合恶势力犯罪集团的组织特征。

杨杰方直指，本案系南川区为完成“扫黑除恶专项斗争（2018-2021）”任务不合规裁判。杨杰系南川区广电系统在编人员，仅业余参与金意来公司P2P业务，当地无人知晓其所谓“恶势力集团成员”身份。依据两高两部意见，“套路贷”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增债务等手段侵占财物，而杨杰仅按借款协议收回本息，不符合“套路贷”核心要件。

（二）证据之疑：关键证据为何“前后矛盾”？

关键手机电子证据调取存瑕：杨杰在一审、二审期间多次申请调取个人手机短信（可印证被害人陈述不实），办案单位以“技术受限”拒绝。本案定案仅依据被害人言辞证据，无客观佐证。判决生效后，公安告知杨杰其手机已被打开、短信已导出，而办案单位此前曾成功提取被害人文长玉手机信息，存在“选择性取证”嫌疑，申诉期间再次申请调取仍无回应。

证人证言客观性存疑：杨杰方指出，被害人作为债务人，与杨杰存在利害关系，其陈述带有强烈目的性，不能单独定案；而杨杰提交的协调签到册、调解书等客观证据，可证明其正当催收，却未被法院核实评价。

部分罪名证据链断裂：虚假诉讼罪相关诉讼均由王某莲单独提起，无证据证明杨杰知情参与；非法拘禁罪、寻衅滋事罪等仅依赖被害人单方陈述，缺乏其他客观证据印证。

（三）程序之失：回避违法如何影响公正？

审判人员回避违法：一审审判长蒲某波与二审审判长程某原的妻子系亲姐妹，构成三代以内姻亲关系。根据最高法规定，该情形属其他应当回避情形，但二审审判长未自行回避，申诉受理法院也未认定该回避理由。杨杰方认为，此举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对杨杰显失公平。

（四）法律适用之误：本金处置与罪名认定是否合法？

借款本金处置违法：杨杰方依据《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条第2款，“犯罪嫌疑人实际给付被害人的本金数额不计入犯罪数额”，指出一审判决追缴386万元“犯罪本金”上缴国库，二审及申诉受理法院延续该错误，民间借贷本金不应被认定为犯罪之物。

多项罪名认定缺乏依据：杨杰方逐一反驳：敲诈勒索罪中，借款人自愿借贷，杨杰曾主动报警协调，警方认定属经济纠纷；诈骗罪中，无非法占有目的或欺诈行为，超额利息认定为诈骗所得无依据；其余罪名多存在证据不足问题，24年刑期系多罪名拼凑，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五）权益保护之惑：经济纠纷与刑事犯罪如何界分？

杨杰方强调，国家重视民营经济保护，2025年5月施行的《民营经济促进法》明确要求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本案中，杨杰从事的民间资金拆借属民事范畴，部分借款人恶意逃债，公安单位将其纳入刑事立案存在越权嫌疑。

从司法实践看，国家已反思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的问题，最高法工作报告显示近年再审改判无罪案件同比增加，蒙城县张某某涉黑案、黑龙江梁明“恶势力团伙”案等均已改判无罪，物美创始人张文中案的平反也彰显中央纠正冤错的决心，杨杰方希望重庆检察单位依法审查该案，纠正该案件。

三、后续追问：司法公正如何经得起检验？

目前，重庆市检察单位第三分院已驳回杨杰的申诉，杨杰将向重庆市检察单位继续申诉维护自身权益。该案引发的追问远未停止：司法公正不仅在于惩罚犯罪，更在于精准定性与程序合法。当关键证据矛盾、审判程序有瑕疵、“套路贷”与民间借贷界定模糊时，坚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考验着司法单位的专业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