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下旬的一个拂晓，晋察冀军区机关大院里，两辆吉普发动机声脆生生地划破寒意。李志民跳上副驾驶，回头望见杨得志压了压帽檐，车子一拐便驶向涞源以西的山道。路窄弯急，车厢里却安静得出奇；谁都晓得，这趟“搬家”不是普通调动，而是直奔全区最棘手的一摊子。
车行至易县小憩，炊事员递来热馒头。杨得志低声说：“志民，这仗可不好打。”李志民点点头，“担子不轻，但也得有人挑。”三句对话，落在凛冽的北风里，像在给自己压阵。
此刻的二纵正因“主帅双缺”而空悬。10月22日的晋察冀党委扩大会议上，郭天民拍桌子的情形尚在风中回荡。激烈的争辩，直指复员整编过猛、战力锐减。会后不到半月，郭天民离开晋察冀，刘道生也循另一条线北去，二纵的旗面虽仍在迎风招展，却缺了最熟悉的两双手。
缺口必须堵上。聂荣臻多方奔走，留下杨得志、曾思玉，又把三纵政委李志民“连夜调拨”给二纵。表面看，这只是岗位对调；懂行的人都清楚，二纵根本不是一张白纸。这支部队堪称晋察冀的“长子”，前身是冀察军区部队，底子硬、火气大，自上而下都带着郭、刘二人的行事风格：直、冲、快。
郭、刘留下的“家底”可不薄。抵制裁员时暗留的老兵、封存的弹药，在怀来阻击战打了个响；敌方三个整编师铩羽而归，传出“郭铜墙”一说。二纵因此声名大震，却也把指挥权与荣誉牢牢系在旧日首长名下，新领导稍一不慎便会踩到雷点。
短暂休整后，杨、李二人入驻纵队司令部。第一件事不是训话，而是沉下去摸底。防寒棉被里卷着伤员，无字日记本里夹着阵亡名单，野战医院外堆着弹壳与马蹄印，他们站在霜地上，看清了这支部队的筋骨与疲态。随后一场别开生面的连排以上干部会悄悄展开：杨得志把作战图摊在地上拆解怀来之役的得失，李志民则绕到人群后排，对班排长们逐一聊天，问补充兵能不能跟上连队节奏。
有意思的是，二纵诸旅对新政委的第一印象并非“说话温润”，而是“眼睛刁钻”。李志民只字不提旧事，凡遇“怀念老首长”的情绪，他不驳斥，只一句：“等下次打胜仗，再一起敬杯酒。”这种不摆官架的法子，反倒让不少干部暗暗服气。
1947年春，晋察冀野战军正式组建，司令部移驻阜平。二纵还来不及喘口气，便领到开封太原线的机动作战命令。为了磨合指挥链，杨得志在前敌观察所亲自盯炮校表，李志民则整夜巡沟壕，连指导员都被他拦住，“别只盯枪法，先盯情绪”。兵们私下说，这新领导配合得像老搭档。
4月，清风店战役打响。二纵以三个昼夜的急行军插入敌后，切断西逃要道，配合一纵、三纵合围主力。战斗结束，缴获火炮六十余门，俘敌过万人。统计表送上来，李志民粗粗一扫，留下批示：“英烈之名，写足写全。”他没多讲，但师部文书记住了：这是对老兵、对新兵，也是对错综过往的交代。
转战河北平原、穿行太行山脉，二纵与晋察冀野战军的磨合渐趋默契。7月起，部队开始尝试团以上协同夜战；野炮打冷枪、搜索营夜兼程，传统轻装分散游击的打法，被更加机动、成规模的歼灭战理念所替代。作风仍旧猛，可路子更细腻。
时人回忆，杨得志与李志民抛开“吴头楚尾”的派系成见，坚持一个原则：兵心先稳，战法再变。于是既能在壕沟里听兵诉苦，也能在沙盘前推敲夺桥的分秒。二纵旧日那股“硬撑”劲留住了，配合、补给、侦察却翻了番。到年底，军区评功时，一纸电文写道：“二纵能攻善守，初成合成之态。”
1948年春，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合并为华北军区。大兵团作战迫在眉睫，杨得志晋任野战军司令，陈正湘接管二纵，李志民依旧坐镇政工口。太原攻坚战中，他亲赴前沿昼夜稳心气，城破当晚，军区电台传来一句评语：“二纵政治工作，松而不散，紧而有情。”
兰州、宁夏两战，二纵已是久经沙场的新锐方阵。1949年2月，全军统一番号，二纵改称二十兵团第五军，李志民升任兵团政治部主任。多年后，他在口述中提到那次调任时的感觉，“不是挑担，是接火种，万里风雨，不能让它熄。”字不多，沉沉的一句，却足够说明当年那段颠簸路途的分量。
回望二纵的桀骜与淬火，人们常把焦点放在将领的排名、兵力的消长，容易忽略转折点背后的心理战与组织战。李志民抵涞源的那天黎明，谁也说不准未来会如何，但他清楚一点：只要这支部队的精气神还在，就能继续向前。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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