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历翻到1862年的夏末秋初，地点是浙江诸暨。
那位被封为“来王”的陆顺德，站在包村余烟未尽的废墟堆上，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
这口气，他憋得太久了。
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他足足耗费了三个季度的光阴。
说句大白话，这九个月，他根本不是在搞军事行动，纯粹是在撒气。
乍一看，仗是打赢了。
那个在当地称王称霸的包立身没命了，那帮难缠的“白头军”也被收拾干净了。
陆顺德给死去的亲弟弟报了仇，面子算是找回来了。
可这话要是传到李秀成或者洪秀全耳朵里，真要是细算这笔账，估计能把人气得当场喷血。
为啥？
就为了这么个巴掌大的村落，太平天国付出的代价简直大得吓人——整个江浙防线彻底崩盘，天京城的丧钟也被敲响了。
这场仗，绝对算得上太平天国晚期最经典的“脑子发热引发生存危机”的案例。
咱们这就来扒一扒，陆顺德是怎么凭实力把一把天胡的牌打得稀烂的。
先把镜头拉回一年前。
1861年9月，安庆丢了。
为了给天国续命，李秀成启动了那场著名的“二次东征”，眼光死死盯着富得流油的江浙地区。
这时候，陆顺德领到的差事很清楚：拿下绍兴，经营诸暨，把这儿变成天国的大粮仓和兵工厂。
说起陆顺德这个人，挺有意思。
他是广西藤县的老表，家底本来就厚实，早年间甚至还是李秀成的东家。
如今风水轮流转，东家成了下级，但他骨子里那种富家大爷的做派是一点没丢。
他有俩要命的嗜好：一个是听戏，另一个是造房子。
在绍兴那会儿，陆顺德给自己盖了一座堪比皇宫的豪宅，养了一大帮唱戏跳舞的角儿。
兴致来了，他自个儿还得抹上油彩，上台吼两嗓子。
老百姓私下里都嘀咕，这位哪里是“来王”，分明是梨园班主投胎。
爱听戏、懂享受，搁在太平盛世，那叫懂生活。
可现在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乱世，这就是找死。
道理很简单，那时候太平军跟江浙那帮有钱人的关系，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节点上。
当时的清军那叫一个烂，纪律涣散，抢起老百姓来比土匪还狠，硬生生把江浙士绅推到了对立面。
这本来是太平军拉拢人心的绝佳机会。
只要脑子稍微灵光点，对士绅客气点，护着点他们的钱袋子，这帮人是乐意合作的。
李秀成是个明白人，所以在苏南混得风生水起。
可惜，陆顺德是个糊涂蛋。
他的豪宅、他的戏班子，每一两银子都是从当地人身上刮下来的。
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直接把诸暨的士绅逼到了墙角。
包村的那个包立身，就是这么被逼反的。
他扯起大旗，拉起一支“白头军”，不光不交公粮，还敢跟太平军真刀真枪地干。
这时候，摆在陆顺德面前的是第一个关键岔路口：怎么对付这个刺头？
脑子清醒的做法是：软硬兼施。
大军压境吓唬一下，同时给个台阶下，哪怕暂时承认包村是个“特区”，只要不捣乱就行。
毕竟，包立身搞武装就是为了保命，既没那个本事也没那个野心去打诸暨县城。
偏偏陆顺德选了最铁头娃的那条路：硬刚。
这一刚，篓子捅大了。
起初，陆顺德压根没正眼瞧那个村子。
在陆顺德想来，正规军打泥腿子，那还不是手拿把掐？
谁知道现实狠狠给了他一巴掌。
包村那地方地形邪门得很，四面全是山，进出就靠几个隘口，包立身把这儿修得跟铁桶似的。
太平军的轻敌遭到了报应。
这是第二个关键岔路口，也是整场战役走歪的开始。
这会儿的陆顺德，心态彻底崩了。
如果说之前还是为了“维持治安”，现在纯粹就是为了“私人恩怨”。
作为三军主帅，这时候最需要的是脑袋降温。
两个弟弟死了，恰恰说明硬攻不行，或者说明这块骨头太硬，啃下来也没肉吃。
理性的算盘应该这么打：不就是一个村子嘛，派点兵围着不让出来，主力部队该干嘛干嘛——去支援别的战场，或者把绍兴守严实了。
可陆顺德哪里听得进这些。
他气得头发都要竖起来了，当场拍板，从各路抽调人马，号称二十万大军，把包村围得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
从寒冬腊月打到第二年开春，前后发起了四次总攻。
结果咋样？
全折了。
二十万大军，在一个小小的包村面前撞得满头包。
事儿闹到这地步，其实挺尴尬的。
陆顺德要是这时候收手，虽然脸疼，但好歹能止损。
但他走了第三步臭棋，这一步直接把整个江浙战局拖进了泥潭。
他去找了李秀成。
但他没跟李秀成掏心窝子。
他没说“我为了给弟弟报仇连个村子都打不下来”，而是忽悠李秀成，说诸暨那边有一股“极强的清军主力”，如果不灭掉，后果不堪设想。
李秀成那会儿离得远，不知道底细，竟然信了这个老乡的鬼话。
于是，让人掉下巴的一幕发生了：
李秀成调动了黄呈忠、范汝增、练业坤等几路诸侯的王牌部队，一股脑儿全往诸暨填。
史书上写得吓人：“凡四王，号四十万，连营五十里。”
四十万大军啊！
这是个什么概念？
这基本上是当时江浙太平军能动用的全部家底了。
这么多资源，竟然只是为了对付一个村级的民团武装。
这回，陆顺德学乖了，不再无脑冲锋。
他开始挖战壕，修碉堡，切断水源，架起大炮轰，放火烧。
这种打法，就是拼老命耗。
就像当年清军打大小金川，或者唐朝哥舒翰打石堡城那样，要塞是能拿下来，前提是把国力给耗干。
包村再硬，终究是个孤岛。
在断水断粮、外援绝迹的情况下，死扛了九个月，最后还是破了。
包立身战死，包村被屠了个干净。
陆顺德看着满地的死尸，心里可能觉得自己赢了。
但咱们把目光移开，看看这九个月里，外面的世界变成了啥样。
就在陆顺德带着四十万大军在包村“死磕”的时候：
第一，李世贤的老巢金华，没人守了。
第二，黄呈忠、范汝增的基地宁波，防守跟纸糊的一样。
清军统帅左宗棠和那帮洋枪队，眼尖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空档。
左宗棠趁机拿下了金华，洋人攻破了宁波。
太平军辛辛苦苦建立的苏福省、天浙省防线，瞬间成了漏勺。
更要命的事发生在西线。
这时候，曾国藩的湘军主力顺着长江往下压，曾国荃的“吉字营”像颗钉子一样扎到了天京城南的雨花台，开始了对天京长达两年的死围。
这本来是太平军决战的生死时刻。
如果这会儿，陆顺德那四十万生力军能出现在雨花台战场，或者在江浙战场拖住左宗棠，局势完全可能翻盘。
只要打垮了曾国荃，天京的围就解了，太平军就能稳住上游，回过头来再经营江浙，大有可为。
可惜，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史书上说：“忠王、侍王精锐在浙者多与之，虽捷，而浙中、浙南，为之虚耗，左宗棠之陷金花，洋兵之破宁波，盖皆累乎此也。”
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仗是打赢了，但这帮精锐全被耗在阴沟里了，浙江丢了个精光，全赖这档子破事儿。
回头再看这场诸暨之战，陆顺德心里的那笔账，从一开始就没算对。
他把个人的恩怨（弟弟之死）摆在了组织的目标（江浙战略）之上；
他把战术的执念（必须拿下包村）摆在了战略的取舍（保卫根据地）之上。
四十万大军，九个月时间，换来一片毫无战略价值的废墟。
这就是冲动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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