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西兰优先党党魁温斯顿·彼得斯借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之机，质疑新西兰是否应继续资助该机构时，他采用了一套公众颇为熟悉的政治修辞。
彼得斯虽非以外交部长身份发言，但他将世卫组织描述为充斥着“未经选举的全球主义官僚”的机构。这种言论助长了“新西兰成员国身份危及国家主权”的恐慌情绪，也呼应了国际上将全球卫生合作视为国家利益威胁的某种流行叙事。
这种担忧实属多余。
世卫组织《国际卫生条例》的最新修订版已明确保障了各国决策的灵活性，去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的大流行病协议亦遵循了相同的原则。
即便是新冠疫情期间，世卫组织的指导意见也始终保持建议性质，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千差万别。新西兰在实施其消除策略时，主动采取了比世卫组织基准更为严格的防控手段。2020年的实践证明，主权并未因此丧失，反而得到了充分行使。
世卫组织的困境部分在于其存在感往往显得“稀薄”，而非权力过大。
正如学术期刊《自然》近期所指出的，世卫组织之所以难以简明阐述其职能，并非因为工作匮乏，而是因为它承担着唯有全球性公共卫生机构才能完成的特殊使命——协调跨国界、跨体系、跨收入层级的国际行动。
对低收入国家而言，世卫组织是维系生命的纽带——在疫情暴发时，它是可负担药品疫苗、质量安全标准、实验室检测能力和专业技术支持的来源。
对新西兰等高收入国家而言，其价值虽不显眼却同样真实。我们依赖世卫组织通过监测、数据共享和协调机制，在传染病抵达国境前遏制其国际传播——这是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
世卫组织的标志性成就当属1980年根除天花。人们常怀着怀旧情绪提及此事，仿佛那是更具合作精神时代的遗物。实际上，这一成功确立了世卫组织的现代角色——从限时根除行动转向永久性的全球监测与协调。
在新冠疫情期间，世卫组织提供了早期预警、技术指导和全球情报，但并未干预新西兰的具体决策。新西兰的消除策略之所以可行，正是得益于全球信息的早期流通。
近年来，该组织通过将证据审查更深入地嵌入决策过程（包括设立首席科学家办公室）强化了科学支撑体系。遗憾的是，这种技术层面的进步在针对世卫组织的政治攻击中鲜少被提及——这类攻击往往将其描绘成意识形态机构而非技术机构。
讽刺的是，世卫组织最有效的时候往往也是最不显眼的时候。当监测体系运转良好时，疫情规模就会缩小；当标准得到遵守，药品便更安全；当协调有效运作，危机便更易平息。这使得世卫组织易于被戏谑化，更易在政治修辞中被解构。
在这场辩论中，被忽视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果退出，新西兰将失去什么？
首先，新西兰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全球疾病监测体系——这是我们无法独立复制的资源。例如，全球流感监测与应对系统提供的早期预警、毒株特征分析及疫苗参考数据，直接支撑着新西兰药品安全局的决策与国家应急准备。
世卫组织制定了疫苗、血液制品及诊断试剂的国际参考标准，小型监管机构正是依靠这些标准才能高效安全地运作。若失去这一共同的科学基准，新西兰要么需以高昂代价重复全球的基础工作，要么将在监管决策中承受巨大的不确定性。
再看太平洋地区。通过世卫组织这一平台，新西兰作为区域伙伴的作用得到了强化而非削弱。在近期太平洋地区的卫生紧急事件中，正是世卫组织提供的协调框架，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得以迅速、协调且合法地采取行动。
因此，退出世卫组织不会使新西兰更独立，反而会严重削弱其对卫生威胁的监测、准备和应对能力。
当前针对世卫组织的敌意复燃并非孤立事件，其轨迹与美国公共卫生机构沦为意识形态靶子的趋势如出一辙。
在新西兰，主权的行使历来基于协商授权与集体责任，而非孤立主义。主权并非逃避现实的能力，而是选择如何应对现实的能力。
信息共享、早期预警与协调机制绝非软弱的表现，而是各国政府为维护自身利益果断行动的工具。实际上，主权从来不意味着孤立无援。
新西兰抗疫的成功并非源于无视世卫组织，而是在善用全球情报后，根据本土条件和价值观作出了自主抉择——有时更严格，有时更独特。这才是值得捍卫的主权典范，而非被歪曲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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