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三月的一个清晨，功德林的灰砖墙还浸着夜里的寒气。看守打开铁门，名单上最后一个名字是文强。二十六年的羁押生活将要结束，他却只是抖了抖旧呢子大衣的尘土，神情平静得像是换岗的老兵。此前历次特赦，他都因为“不肯低头”而错过，这一次，岁月再硬也被时间磨软了。
时间拨回半个世纪前。文强生于一九〇七年，族谱上能追溯到文天祥。家学渊源之外，更特殊的是亲戚与同窗——毛泽东是表哥，毛泽覃是课桌前后桌，湖南方言里那声“小文”在湘江边回荡时还带着稚气。二十年代初，黄埔军校第四期放榜，他榜上有名，林彪同寝，周恩寿同班。周恩来主持政治部时常来教室巡视，偶尔拍拍“黄埔仔”肩膀：“别只练刺刀，也要读点书。”那段日子，青年学生与革命导师之间的距离只有一条操场。
一九二五年八月，周恩寿通知好友参加兄长的婚礼。文强挑了张宣纸，一气书成“花好月圆人寿”，周氏新婚燕尔，展卷时连声称妙。同年秋，他在周恩来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邵力子又劝他填一张国民党表格，黄埔生跨党并不稀奇。可当蒋介石下令“二选一”时，文强毅然留下共产党员身份，扔掉了另一半党徽。
北伐军挥戈入川，文强跟随朱德任第二十军党部组织科长，穿行在嘉陵江边的山路。南昌起义失败后，他被召回湖南待命。再赴四川途中，党组织一度中断联系。风雨飘摇中，他被叛徒出卖，三一年落网重庆，后经地下党营救脱困。可等到他跋涉到川西特委汇报，迎来的却是“留党察看”，继而升级为“开除党籍”。理由简单到尖锐：不够坚定。那是一记闷棍，打得人直冒冷汗。
廖宗泽对这一幕看得分明。老同学本已心灰意冷，加之王明左倾路线的清算正盛，廖干脆跳船投向军统，成为戴笠的“眼线”。三五年冬，廖把文强领到戴笠面前。军统大楼灯光雪亮，戴笠绕着桌子踱步，只说了一句：“你若愿做事，这里给位置。”文强沉默良久，点头。那一 nod，等于从此断了回头路。
抗战期间，凭借情报、策反与几次“刀口舔血”的斩获，文强三八年升至少将，一九四五年晋升中将，时年三十八岁，号称“军统最年轻的中将”。然而戴笠死于飞机失事后，军统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文强看透风声，主动请调湖南程潜部。程潜提醒他：“出去可要小心，眼下局势，南北皆险。”话刚落地，南京密电把他调往杜聿明麾下担任代理参谋长。他苦笑，命运推着人上前线。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淮海战役炮声震耳。杜聿明集团在双堆集被重重合围，文强负责参谋处却已无计可施。四九年一月十日黄昏，最后一批弹药耗尽，他带着残部凿阵失败，被华东野战军俘虏。押往江苏宿县途中，他对看押干部冷冷一句：“若论师承，我的老师们都坐在你们那边。”这一句话被记录在案，日后多次提审也不改口。
功德林学习班开课，别的战犯端坐抄写悔过，他却在笔记本扉页写下：“检讨若有之，上述诸公自宜先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林彪——这些名字并排写在一起，像一组被拉回旧时课堂的点名册。审讯员提醒他：“写检讨是个人问题，同别人无关。”文强合上本子：“我没学好，老师先担责。”倔强得像山里的石碾，不抬头也不松动。
不得不说，他在其他方面并非桀骜不驯。劳动时挑砖最快，学习时翻译文件最准确，还义务给年纪大的战犯讲黄埔旧事，于是一九五六年被推举为学习、劳动双组长。墙外特赦大潮接连来袭，他却每次被划在红线外。有人劝他变通，他只淡淡一句：“改造在心，不在纸。”
迟到的转机终于在一九七五年。审查组认为，文强多年表现符合政策，且年事已高，可列入最后一批特赦名单。三月那天，他走出功德林，只带着十几本笔记和一支用了多年却依旧能出墨的钢笔。工作人员安排他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整理黄埔旧档。文件夹一摞摞搬来，他常对同事说：“翻这些资料，像看一列火车倒着开，车窗外全是年轻的脸。”
一九八三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那年夏天开会期间，他碰见同批受特赦的老战犯，有的拄杖，有的坐轮椅。文强挨个去握手，笑容透着几分顽皮：“老伙计们，我们都成文史资料啦。”旁人调侃他：“你那钢笔还写检讨吗？”他抖抖袖口，“写回忆录行，检讨还是免了吧。”
二〇〇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文强以九十四岁高龄病逝。档案室里，那支钢笔与数十册笔记本并排躺着。笔记第一页依旧是那行凌厉的小楷——“那么多共产党大官没带好我”，墨色已淡，却还见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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