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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看来，明清士子似乎不值得一提。
这些士子，或如范进孜孜以求功名，被视为卑微迂腐；或如县令师爷糊里糊涂，被批为小人得志；或如朝野东林慷慨陈词，被批为空谈误国。
清代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即讽刺这个群体的小说。
近代以来，激进的读书人，尤其神化某人某国者，更加贬斥明季士子。
就像鲁迅一样，总喜欢把批判矛头指向人性，似乎他们生性如此。
这些士子最多是可怜与悲催，过度贬斥是没有意义的。
笔者赞同适之先生和2024年10月那几位经济学诺奖获得者的观点，治度决定着兴衰还有人性。
自古以来，制衡君王的是贵族，还有宰相，在野士子则发挥舆论钳制作用。前二者消失后，传统士子的冬天就到了。
宋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贵族已退出历史舞台，形成平民社会；变异的宰相与文官相得益彰，文人维持着宽松的言行环境，规则意识伴随着富足的物质生活，为后世所称道。
元代士子的地位不及宋代，科举长期中断，蒙古人、色目人垄断高官职位。民间文人、南宋遗民谢枋得《叠山集》和郑思肖《心史》把社会职业分十等：即官、吏、僧、道、医、工、匠（或猎）、娼（优伶/艺人）、儒（读书人）、丐（乞丐），讽刺蒙古统治者“贱儒”。
不过，元朝官方从未如此分等，清朝赵翼《陔余丛考》将其概括为“九儒十丐”，特殊时期则盛行“臭老九”之说。
不同的称呼，更贴合相应时代读书人的处境。
不过，元代士子们依旧保持着宽松的创作环境，流传着讽刺君王与贪官的作品，如元曲。士子户籍“儒户”则可以免除部分赋税与徭役。
夹杂在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中的明朝，维持了267年国运，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影响至深，深入骨髓与灵魂，塑造了这一群体后来的音容与灵魂。
宋代送走了贵族，明初废除了宰相，士子们直面君王及其影子——大学士与宦官的时代来临。
来到明清，士子们真正感受到了寒意。
为巩固皇权，明太祖废却中书省，罢除宰相之职。
从此，明帝直接统帅六部，执掌行政，君王不再受制，而宦官几如君主的替身，还有内阁首辅。
士大夫虽是科举出身，怀有经世济民之志，但不再有宰辅领袖，失去了治度护持。纵使其清议直谏，勇气可嘉，但面对君王宦官权臣，也如螳臂当车。
尤其明朝后期，宦官弄权与党争倾轧相交织，东林诸子不惜身家性命，起而抗之，惨遭打击却不屈不挠，最终难以回天。
有的观点认为这些士子不及宦官，这容易理解。毕竟，宦官有权，偶有作为也不为怪。
士子无权，其作为只能是激扬舆论。于是，他们被后来的空谈家们批评为空谈。
无锡东林书院，汇聚顾宪成、高攀龙等当世贤达，在其中讲学，这些名士清流倡导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形成一股颇具声势的清议之风，与君王宦官冲撞难以避免，举几例如下：
杨涟，字文孺，出身应山（即湖北广水）布衣，进士出身，官至左副都御史。刚直不阿，天启四年，即1624年，联合左光斗等人，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字字泣血。魏忠贤党羽矫诏逮之，并在诏狱中施以酷刑，廷杖夹棍，血肉模糊，杨涟至死不屈，享年53岁。狱卒感慨：“铁汉也！”
左光斗，字遗直，安徽桐城人，与杨涟并称东林双璧。屡次阉党腐败，言辞凿凿。1625年被构陷下狱，铁钉刺指，烙铁焚身，左光斗大呼“天道好还，尔辈终有报！”卒于狱中，年50岁。
海瑞，琼山人（今属海南海口），以清廉著称，号称“海青天”。嘉靖末年，上《治安疏》，直指帝王奢侈误国，几遭杀身；隆庆年间将其释放。海瑞晚年再劾权贵，最终罢官归田，享年74岁。
杨继盛，容城人（今属河北雄安），上疏弹劾内阁首辅严嵩十大罪，遭到杖刑入狱三年，最终被杀，年40岁。
东林诸子，多出身寒门士子，科举入仕，沿袭传统儒家的理想，力图匡扶社稷、为民请命。奈何君主失去制衡，而宦官权臣当道，直言上谏则罹遭奇祸，讲学则遭禁毁。
东林诸子朝野呼应，而单纯的在野士子也不乏壮举，如1601年苏州机户抗税中的秀才葛成。
万历后期，税监孙隆被派到苏州征收商税和“机头税”，税吏爪牙汤莘、徐成等横征暴敛，私设关卡、重复抽税，抢掠商货。
于是，苏州织户、机工、染工纷纷破产失业，商业凋敝，引发怨气。
昆山人葛成挺身而出。1601年6月3日（农历），机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聚集两千余人，推举葛成为首，公开抗议。
葛成组织上万人，发誓“为公义，不取私利”，请愿者穿白短衫、手持棍棒，从葑门出发到玄妙观（税吏所在地）请愿，当场打死税官黄建节、徐怡春，烧毁税吏房屋。
结果，税监孙隆被调走，机头税实际停征。葛成被官府关押，但因舆论压力而被释放。
明季士子们仍不乏气节，至于清代则万马齐喑。
后世论史，常责备东林“清议误国”、“空谈误天下”，谓其党争激化，门户林立，不务实政，只争意气。
乾隆读《东林列传》，斥其“始以正而终以乱，驯致与明偕亡”，所谓朋党始于讲学，门户误国。乾隆不喜空谈者，后者往往喜欢叩问……
平心而论，东林士子有清议之过，然其时已非士子可以左右的时代。
明太祖废相使得君权不再受制，士人怀有经天纬地之志，终究难敌权奸倾轧、宦竖弄权。至于党争长期绵延，已非重压下的士子所能挽回，没必要苛责这些刚烈的士子。
明灭之祸源于残缺之制，由此造成吏财之弊，而非士子清议。
东林气节可贵，但时势无情；
东林理想化作一曲悲歌，成为历史的余音。
余音袅袅，到了1644的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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