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0月的长津湖一带，第一批物资运输车冒着风雪滚向前线，车灯在夜色中连成光带。“要让钢铁线一直亮下去！”指挥所里有人拍着地图作出承诺，这话正是周纯全说的。那一年，他45岁，右眼已完全失明，却依旧日夜守在志愿军后勤的最前沿。鲜有人知道，在此之前，他曾是红四方面军位列第四的核心人物。
追溯到1905年初夏，湖北黄安的山村骤雨初歇，周家迎来长子。贫寒、饥饿像影子一样跟着少年周纯全。14岁那年，他踏上通往武汉的渡船，谋生、谋饭也谋前路。织布机轰鸣中，他第一次听到工友悄声谈论“罢工”与“工人俱乐部”，模糊的觉醒自此埋下。
1926年春天，汉口码头蒸气弥漫，为迎接北伐军而聚集的群众激动呼喊，周纯全在人潮里递交了入党申请。次年秋，黄麻起义枪声划破夜色，他在潮湿的稻田边列队，跟着王树声、许世友并肩冲进县城。起义虽告一段落，但鄂豫皖苏区由此萌芽，他的命运也彻底拐了弯。
到1931年，鄂豫皖红军发展到数万人。省委决定让周纯全担任游击总司令。这支人马装备简陋，子弹常常不够，他干脆组织铁匠连夜打大刀。第三次反“围剿”时，他用“七进七出”的骚扰战术拖住敌主力，为前线赢得喘息，徐向前评价“动作像锉刀，虽不猛却狠”。
1932年10月，枣阳以南雾气厚重，红10师陷入七个师的重围。师长王宏坤负伤倒下，只剩政委周纯全一人坐镇。临时拼成的突击队大多是警卫员和传令兵，周纯全挽起裤脚，掷出第一枚手榴弹，硬是撕开缺口，掩护方面军主力突围。天亮后，他又带头蹚过刺骨的汉江，胳膊上还挂着敌人的刺刀口子。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扩编为十万人，气势鼎盛。川陕根据地抗击六路“围攻”那阵子，周纯全已成红4军政委，指挥处置俘虏、动员群众、整顿队伍三头并进。徐向前说他“嗓门大、眼光长”，张国焘则更直接，把他拉进总政治部担任第一副主任，又兼川陕省委书记。就这样，他从师政委一跃跻身“红四”第四号人物。
懋功会师后形势急转。张国焘拒绝北上，坚持南下，川西沼泽成了噩梦。十万人马锐减到三万，严寒、饥饿、腹泻轮番袭来。有人劝说张国焘回头，周纯全亦数次建议“再拖就晚了”。记录中只有一句短评：“意见未被采纳。”他虽身居高位，却改变不了大方向，失望种子由此埋下。
1936年冬，三大主力在会宁再次会合，周纯全向中央做检讨，自承“随张路线走得太远”。1937年初，他把肩上所有头衔一股脑儿递上，转身走进抗大二期的教室。校友至今记得他那副样子：一身旧军装、胡茬未刮，写板书时眼罩反光，黑板上粉尘飘落。有人私下打趣：“打了这么多年仗，又回课堂当学生，值吗？”他只回一句：“要学会重新开局。”
抗日战争爆发后，抗大屡次转移。一次晋西北反“扫荡”，周纯全率机关突围，亲手击毙几名日军机枪手。回来后，他被推选为抗大校长。那会儿的校舍只有土窑洞和菜地，他却能在半个月内筹到千把条木板、两百口铁锅，保障数千名学员吃住。有人说，这是他后勤才能的初露。
1946年，他被调往辽宁，接手辽东省实业厅和本溪煤铁公司。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东北野战军亟需钢与煤，本溪矿区却多为破旧井巷。他跑遍山沟，画下十几张重建草图，几次睡倒在矿井口。辽沈、平津战役期间，仅本溪就向前线发运钢轨、煤炭各数十万吨，运输表上常见他签字的潦草一笔。
右眼的伤势却越来越重。长征途中留下的弹片早已化脓，医生建议休养，他摆摆手：“先把材料发出去。”1949年底，北京建国大典时，他远在中南军区后勤部。那根象征荣耀的拐杖他用得并不多，只在夜读文件、眼眶胀痛时才摸出来。
朝鲜战场把他再度推到聚光灯下。彭德怀在开会时点名：“周纯全去负责运输。”鸭绿江桥头危机四伏，他把运输线划为若干小段，实行“分段封闭式夜行”，又把铁路、汽车、肩挑背驮综合使用，硬生生抬高了前沿补给量。据统计，仅1951年夏季，他所在的后勤分部就完成7600多列车次的保障，被战友们戏称为“独目张飞”。
1955年授衔仪式，他的名字排在上将序列的第20位。当众敬礼时，右眼黑布随风微颤，左眼却依旧明亮。那一刻，很多人以为他会继续留在军队要害岗位。结果不到两年，他请求改任国防部顾问，渐渐淡出公众视野。
为何“销声匿迹”？一则性格原因，他不擅长在镁光灯下谈往事。身边工作人员回忆，别人采访，他只讲工程数据，从不提亲身战功；二则身体原因，右眼反复感染导致头晕恶心，难以久坐会议；最后还有历史情结，他始终认为自己在1935年南下问题上跟错了张国焘，心理上对“高位”存有戒备。
1985年11月，他在广州病逝。整理遗物时，家人发现一本发黄的工兵手册，扉页写着：枪炮声会停，但补给线不能断。这短短十三字，像是给周纯全这一生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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