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5月12日清晨，成都的春雨才停，省人大常委刘崇理站在办公室窗前，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对方自称是阴法唐中将的随行秘书，希望他当晚抽空到招待所“坐一下”。电话挂断，刘崇理久久无语。对这位在抗战、解放战争、西藏和平解放中屡立战功的老将，他虽未谋面，却早已倾慕已久，如今说见就见，心里难免忐忑。
按原计划，四川正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活动。自1998年中央作出部署后，各省都排定“巡回问诊”时间表。阴法唐受命担任四川省级机关巡视组组长，抵蓉不到三天，便谢绝了豪华宾馆，搬进武侯祠旁一处老招待所。有人劝他，“首长，安全第一。”他摆摆手：“群众里就不安全吗？”一句话堵住了所有奉劝。
当晚，刘崇理如约而至。房门半掩，褪色的竹帘随风摇着。阴法唐比想象中矮一些，头发花白，神情却透着军人特有的干练。“欢迎，来坐。”老人伸手示意。寒暄无多，茶还没凉，对话就直奔主题。
“省人大机关‘三讲’走得怎么样？”阴法唐开门见山。
刘崇理斟酌片刻，说了实话：“很一般。自我剖析浮在面上，相互批评顾东顾西，该红脸的都在留面子。”他补充：“整改环节更难，问题找得不准，上下级心照不宣，指望效果不大。”
屋里瞬间沉默。阴法唐抿了一口茶，轻轻点头，低声道：“不敢动真格，活动就成摆设。”一句话，说得平静，却压得人透不过气。随后，他提议请刘崇理列出建议，隔日上交巡视组，务求“有一条算一条”。
这一番谈话，在刘崇理心里留下深刻印象。其实在见面前，他已翻阅过《阴法唐回忆录》。1922年，阴法唐生于山东肥城；1938年参军，转战华北，十五岁随八路军上山。1949年，他率部追歼宋希濂兵团，一举擒获这位西南战役中最后挣扎的国民党将领。正因为宋的供述，“瞿秋白被捕后不屈牺牲”的真相才得以坐实，许多流言自此烟消云散。更别提他1950年赴藏进军、1980年再度进藏的经历，修公路、组民兵、安定边陲。这些履历，在刘崇理眼里，是用命搏出来的可信度。
四川的“三讲”推进到当年秋末。阴法唐前脚刚把一摞材料递上北京，后脚就悄悄坐长途车去了阿坝州。连同他在内，巡视小组暗访多处乡镇，避开层层接待，直看农村集镇的“锅底”。半个月后，回到成都，阴法唐重新召见刘崇理：“干部作风不是说说而已，要动刀子。”
时间转到2004年冬。成都市有关“高干豪宅工程”的风声传进刘崇理耳朵——据说副市级以上干部在龙泉、都江堰等地各有上千平方米花园洋房，装修费一掷数十万，且有人准备在来年春节前入驻。一阵火从他心里冒了出来。他与退休教授张良栋、西南交大的老友连夜商议，决定把情况直接捅到北京。他们花了三天，把楼盘清单、装修合同、现场录像刻成光盘，打印装订了厚厚一摞材料。
问题来了：材料怎么递？三人对视片刻，几乎异口同声——去找阴法唐。中将此时已退居二线，在北京干休所静养。1月9日航班落地首都机场，天寒地冻。三人提着行李，直奔海淀区那排老旧六层楼。屋里陈设简单，一张军毯铺满沙发。阴法唐一见他们，干脆：“坐下说。”
“材料带来了？”老人伸出手。张良栋忙从帆布包里掏出光盘和文件。“我们动了点胆子。”刘崇理坦言，“怕被查到，但事关百姓血汗钱，不能不说。”阴法唐瞄了几页，抬头：“党需要铲除蛀虫，你们别怕。中央有规定，重大来信来访必须登记。”随即提笔写信，落款“阴法唐”。
第二天一早，三人赶到中纪委，辗转找到了办公厅的睢姓同志。对方接过材料，郑重盖章：“两位副书记会过目。”手续办完，三人连夜返川。临行前，刘崇理打给阴法唐：“任务完成，多谢首长。”电话那头传来一句“放心回去”。
春天还没到，中央调查组已在成都查阅档案、实地勘验。很快，豪宅项目被紧急叫停，相关干部接受组织处理。多数文件归档，部分人被移送司法。民间没有过多喧哗，却暗地里松了口气——这口气，来自几位“不嫌事大”的老同志，也来自一位戎马一生的中将。
有意思的是，回看阴法唐从河北到四川，两次担任“三讲”巡视组组长，手里没有行政权，却总能触到要害。一支笔，一个背包，加上一副老花镜，成了他行走地方的标配。凡是住招待所、吃家常菜、走泥巴路，他从不推辞。有人问他秘诀，他摇头，“无他，胆子要大，心要正。”
“三讲”教育并未消失，文件早已归入档案。那年的一问一答，却在省人大机关里流传：阴法唐问，“进展如何？”刘崇理答，“很一般。”若把这句话换成“官气重”“自我批评怕疼”，大概也说得通。所幸，这句直白成了石子，在沉闷水面上激起的涟漪一步步扩散，最终汇入了更大的反腐浪潮。
人们常说，历史是由无数选择构成的。2000年刘崇理没有选择沉默，2004年他又没有退缩；阴法唐也没有因“人走茶凉”而自保。两代共产党人用行动证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并非口号。它可以是一通电话、一杯淡茶、一纸证明，也可以是一群耄耋之年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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