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初春的一个傍晚，兰州军区机关的电话铃声刺耳地响起，值班员一路小跑把听筒递给正在作业的胡炜。话筒里，北京口音的军委干部一句“首长，临时去总参帮个忙”来得突兀，却又意味深长。

胡炜今年五十一岁，三野老兵，打过淮海，也翻过鸭绿江。建国后，他先后在山西、西安驻防，历任军参谋长、政委、军长，算得上正统的战功与资历齐备之人。可他对这通电话仍有些意外，因为“借调”二字在军中并不常见，尤其是大军区副司令的级别。

到北京报到之前，兰州军区专门为他开了个小范围送行会。一位老政委半开玩笑：“老胡，可别一去不回啊！”胡炜哈哈一笑：“放心，我是去办事，不是谋官。”衣袖一挥，上了去京城的专机。他真以为自己只是客串几月，谁知这一去，身份逆转得比预想更快。

在总参，他的第一份任务是梳理“三支两军”遗留问题。1967年起，支左部队卷入地方事务，进退维谷。胡炜当年以二十一军军长身份，常驻西安、兰州一线，对陕西、甘肃的复杂局面有切身体会。经验可贵，总参想借他的视角，把散乱线索捋顺。胡炜习惯“白天跑现场、晚上做笔记”，几个月下来，十多本工作日志被送进参谋长办公室，被领导称作“最像作战计划的民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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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总参决定设立专项小组调查各军区基层建设成效，他临时担任负责人。“我只是来帮忙，可没想常驻。”他私下对一位老同事说。那人拍拍他肩膀：“老胡，你放心干，组织自有安排。”对话很短，却把当时他的心态暴露无遗——随叫随到，使命一完就归队。

1974年8月，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胡炜任总参副总长，同时兼任军委办公厅主任，主管秘书、综合研究、首长警卫等繁琐却要命的事务。消息传回西北，许多干部有点儿懵：怎么“借调”直接成了正职？对照同是大军区副司令出身的张才千、温玉成，他们都是明媒正娶地调上来，胡炜却半途“留用”，确实有些别致。

副总长的日子并不好过。那几年，机关文件雪片般飞来，外加整顿、调整、拨乱反正交织。胡炜处事风格硬朗，却又不失细致，他将野战军时期的带兵作风搬到机关：早操、碰头会、夜间统稿，节奏紧得像硝烟未散。他常说，“参谋就是出谋划策的兵，要准、要快、要能打”。手下年轻参谋对他既怕又服，背地里称他“胡急先锋”。

不得不说，他的雷厉，为总参高效运转赢得不少口碑。1975年，边境态势起波澜，某次紧急预案需连夜成稿。他干脆把值班参谋叫到办公室，一口气审改三十多页，凌晨三点定稿，七点即随专机送抵前线指挥所。文件生效后的效果，被前线部队形容为“拿起来就能用”。

风云变色往往只在一瞬。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全国进入拨乱反正新阶段。与此同时，军队系统开展了大规模“揭、查、批”，不少大军区将领被调离要职。1977年，胡炜的名字出现在调整名单之中，离开总参副总长岗位，改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专职委员，行政级别不变，却再无实权。

缘由众说纷纭。有人回忆，1967年支左期间，他在西安与兰州两地频繁奔波，同时与冼恒汉等地方与军队干部交往密切。一些与“四人帮”相关的言论，被人拿来做文章。组织上并未给出结论，却足以让审慎的高层选择“妥善安排”。胡炜对外很少解释，只在私下轻轻一句：“打了大半辈子仗，能全身而退也是命好。”

离开一线后，他仍保持写作习惯，将战争与建设时期的亲历记录成册。据说，他的回忆材料共有两百万字，却从未正式出版，只是分散存放在军委档案局和家中书柜。1984年，经批准办理离休，时年六十二岁。他回到西安老部队所在地，偶尔受邀到军校授课，讲到淮海突围战，总是脱稿叙述，神情写满当年的血火记忆。

一位听课学员后来在日记里写道：“胡将军说，战场上最大考验不是炮火，而是临机应变和相互信任。”这句话，与他被“借调”总参时的短暂经历不谋而合。三年副总长，看似仓促，却恰是信任与考验的集中体现。

他去职的真实内情，也许永远留在那批机密文件中。然而，把目光投向更长的历史纵深，这段插曲并未抹去他的功绩——淮海、渡江、金城战役、支左稳军，每一次节点，他都在现场，每一笔账，都写在共和国的军功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