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月30日下午，福州军区礼堂里奖章的光芒闪动，掌声一次次涌起。李纯光和胡英法并排站在台上，胸口的一等功勋章刚别好，铜扣还在微微发烫。就在二十二天前，这两名飞行员还在跑道尽头的机坪上揣着一肚子闷火等待命令，他们随时准备把那股怒火倾泻到空中——目标，是一架载着叛徒的HU-16水陆两用机。
要把时针拨回到1月8日夜里。福建沿海某守备师的一艘小艇静静停在马尾军港，船身灯火全熄，只留微弱航标。艇长甘久郎独守舱室，丝毫不知道危险就在身后逼近。几声短促枪响后，吴文献、吴加珍、吴春富——这对来自闽东山区的兄弟，迅速控制了操舵室。七名战友就此倒下，甲板缝隙渗出的血迹，被海风一吹，瞬间暗黑。小艇掉头，直奔国民党占据的马祖岛。
兄弟三人早有盘算。他们把在部队侵吞来的布料、罐头、香烟塞进油舱，心里盘算着“到了那边就是功臣”。此前，他们常偷听“美国之音”，把那一岸的繁华想成避风港。“等过去，咱们有房子有奖金。”吴文献这么许诺，两个弟弟一口答应。只是，他们没想到，等待自己的不是彩礼鲜花，而是一架随时可能被击落的飞机。
1月9日凌晨2时40分，福州前线空军指挥所的值班电话突然刺耳。副司令员皮定均只说了一句：“叛徒跑了，准备拦截。”电话啪地挂断，夜色依旧，却没人再合得上眼。副参谋长曾幼诚立刻推算：国民党若要做宣传，一定会派飞机而不是舰船，时间不会太晚，否则新闻热度就凉了。歼-5与歼-6随即进入一级待命，高射炮阵地同步加电，平潭岛雷达开启窄波束搜索，并且改用敲击话键的摩尔斯节奏，尽量让对岸听不懂口令内容。
到了中午，马祖岛跑道却迟迟没有动静。国民党方面先让一架PBY水上飞机起飞，在海面晃了一圈又返场，分明是诱敌试探。我方两对战机都咬牙继续待机，座舱温度高得像蒸笼，飞行服湿了又干。李纯光趁间隙拉开氧气面罩，小声嘟囔：“再磨下去，人都要发霉。”胡英法冲他眨眼，算作回应，没人多说一句。
13时11分，一架HU-16终于降落马祖。两个小时后，岛上电台忽然沉寂，紧接着雷达荧屏显示一枚幽暗光点正以极低高度向西北擦海而来。曾幼诚当机立断：“起飞！”四架战机同时加力，尾焰撕裂海雾。
空中态势瞬息万变。照理说，HU-16可以呼叫F-100护航，可那两架F-100刚升空就被我歼-6牵制在高空转圈，根本腾不出手。3时51分，胡英法率先在目视距离发现目标——一架机腹漆成银灰的“飞鱼”。他压低机头，对讲机里只吐出一个字：“打！”七百米，第一串航炮擦过敌机右翼，只溅起火花。李纯光紧跟其后，第二轮射击仍然落空，可对方慌了手脚，向台北电台急呼：“请求增援！”电台那端却响起杂音一片。
短暂盘旋后，HU-16企图贴海飞行拖慢歼-5速度。低空乱流凶险，稍有不慎就是海面水花。李纯光将油门推到极限，机头轻轻一点，五百米。第三次射击火舌喷出，敌机左发爆出黑烟，螺旋桨嘎然而停。再压一次坡度，二百米，短点射，足以要命。HU-16像失血的巨鸟翻滚坠入海面，浪花腾起十几米高。
海面上燃油迅速铺开，火线蔓延。吴氏三兄弟与机上十四名人员无一生还。从甘久郎遇害到此刻，不过十六小时。台北松山机场那边还准备好了红地毯，有人握着照相机左等右等，只等“光荣投诚”的新闻，最终接到的却是“飞机失事”的冷冰冰通告。
战斗结束，地勤人员为战机擦拭弹痕时发现机翼边缘被盐雾腐蚀出白色晶粒，像极了夜里凝结的霜。有人感叹：这霜是七条人命化的，绝不能让它白落。李纯光拍拍机身，没有说话。
军事档案记下了关键时间：9日15时58分，HU-16击落坐标北纬26度35分、东经119度48分。随后海上警备艇赶到，捞起部分残骸，证实叛徒名单。事件被迅速归档，编号“660109”。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却在军中形成警示：背叛只需一步，代价却是一生，一艇，一机，十七条命。
领功那天，胡英法在后台看着奖章，忽然冒出一句：“兄弟仨图享受，结果一炷香功夫就完了。”旁边的地勤老兵接口：“贪心，就像机翼缝里的裂纹，不补就炸。”话音落，礼堂的灯光亮起，号手吹响了礼号。
鼓点密集敲过，人群慢慢散去。战斗机依旧停在跑道边，机鼻对着海风。那是一段被硝烟、背叛与忠诚一同镌刻的16小时，至今留在空军战史的扉页，也留在每一位亲历者的耳膜里，如同刺耳的警铃，随时提醒后来者——战火中的选择，只要踏错一步，再快的飞机也追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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