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0月3日，深圳罗湖口岸的广场上人潮涌动，一名出租车司机看着南来北往的旅客，自言自语道：“房子又涨了，今年怕是买不起了。”就在同一天，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来到这座移民城市，拉开了他任内最后一次南下考察的帷幕。对于旁人而言，那不过是国庆假日的一段插曲；对朱镕基，却像一面镜子，映出三个让他始终纠结的隐忧。
抵达深圳的第二天，他直接去了福田中心区。半小时的车程里，新楼盘鳞次栉比，吊塔林立，广告牌上“升值”“暴利”四个大字分外醒目。随行人员介绍，深圳当时的住宅均价已冲到每平方米七千元，以当时的居民收入水平计算，需要十几年才敢全款买房。朱镕基皱眉，“再这么热下去，谁来收场？”短短一句，敲在在场官员心里。有位当地负责人小声嘀咕：“总理，房地产撑着我们大半财政，真要刹车恐怕日子难过。”朱镕基听得真切，他没有发火，只是提醒，“房子卖得越高，债务就越大。银行贷款一旦收紧，泡沫破了，城市怎么承担？”
他的担心并非凭空而来。早在1993年，海南房地产狂飙后的塌陷给财政和银行体系留下沉重烙印；从那以后，朱镕基每到沿海城市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库存多少？贷款占比多少？收房能力够不够？2003年春天举行的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上，他再一次把“房地产过热”的风险摆到桌面，明确要求金融部门盯紧开发贷和按揭贷，“别让后人给我们埋单”。会场落针可闻，可楼市旋涡仍在加速。
房价并非他唯一的操心。第二件事是耕地保卫战。20世纪末，中国城镇化速度年均超过1个百分点，巨量的郊外良田被红线外的厂房吞噬。 朱镕基翻阅国土部送来的图表：1997年至2002年，全国耕地从19.5亿亩降至18.5亿亩。数字虽只相差“1”，背后却是上千万农户的口粮。 他提笔在材料空白处写下四个字：“藏粮于地”。在多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他强调“土地红线十八亿亩不能破”。此后全国范围启动最严格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可压缩需求与地方创收的矛盾远比纸面数字复杂，真正落地寸步难行。
第三根刺，是贫富差距的快速拉大。世界银行资料显示，1998年我国基尼系数已突破0.4。国际经验告诉人们，一旦跨过0.5，社会冲突概率显著攀升。朱镕基分管财政期间推出个人所得税改革、关闭国有僵尸企业、允许民营资本成长，初衷是打破垄断、增加就业，但他清楚，财富先流向了“跑得快”的群体。2001年，他在金融工作会议上直言：“先富不能只顾自己吃独食，总要想想怎么带动大多数。”一句“独食”，带着罕见的严厉，也透出深层忧虑。
三个问题交织，难解又急迫。楼市如果踩到刹车，宏观经济增速可能回落；耕地保护如果过度，地方招商动力立刻受限；分配若过于激烈调整，又容易干扰市场活力。朱镕基在任的最后一年，几乎把一半精力放在寻找平衡点上。2003年一季度，他推动建设部、央行、财政部联合下发文件，提高二套房首付比例，试探性给楼市降温；同年，他批示加快“退二进三”试点，把低效工业项目迁出耕地集中区；至于收入差距，他支持增设“西部大开发”专项财政转移支付，让中西部能够“先搭车再追车”。
遗憾的是，上述举措只能局部缓解，远未根治。那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记者问他对未来最牵挂什么，他握住话筒，沉吟数秒，说：“希望大家重视风险，别让增长掩盖了问题。”留下一句平实叮嘱，他转身走进人民大会堂西侧走廊，身影在灯光下被拉得老长，仿佛仍在思忖那三道难题。
细看他担心的逻辑，并不玄奥。房地产挤占金融资源，就业成本被推高；耕地流失威胁粮食安全，极端气候一来便可能断供；收入差距过大，社会流动性下降，消费潜力也会被锁死。这些都是宏观经济学里再常见不过的连锁反应，却被他拎得异常透彻。有人说朱镕基“急”，其实是看得太远；有人说他“狠”，不过是不愿拖字诀。
时针拨到今天，楼市调控、永久基本农田制度、共同富裕试点，无不与当年的忧思有关。历史不会给出假设题。能够确定的只有一点：在他离任时，那三个问题尚未解完；后来者无论换了多少套工具箱，终究还得对着同一份算式演算。正如他在国新办记者会上略带幽默地打的比方，“银行、土地、分配，三口大锅，各自火候不同，但都不能夹生也不能煮烂。”言罢，会场响起一片笑声，却没人敢把它当作轻松的谈资。
对一个决策者而言，最难的是把今天的繁荣与明天的隐患放在同一张纸上权衡。朱镕基在卸任前将注意力钉在楼市泡沫、耕地红线与贫富差距三个“老大难”上，看似保守，实则清醒。问题不是有没有，而是能否看见、敢不敢拆雷。或许，这正是那代领导人留给后人的思维方式：繁荣与风险，同处一张秤，谁也不能让谁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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