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第一次授衔典礼即将开始，崭新的红黄肩章在玻璃柜里闪光。
官兵围着展柜嘀咕：“这块肩章上怎么写着公安军？”旁边的老兵笑声压得很低：“新军种，今后首都安宁就靠他们了。”
那一天，陆、海、空的经典三色之外，多了两抹新绿——公安军和防空军。人民解放军自此拥有五大军种。然而岁月流转，曾经的光彩终被历史尘封。
要弄明白这些军种为何疾起又匆匆退场，先得划清“军种”与“兵种”的界线。军种按主要作战领域区分，兵种则是军种内部的专业门类，两级分工，共组一军。
新中国百废待兴，内有匪患外有封锁，兵种如同工具箱里的扳手和钳子，缺哪一把都不行。于是，一批带着时代烙印的军兵种被迅速组建——有的保卫蓝天，有的修路架桥，有的守卫城市。
沿海的警报声最先催生防空军。1949至1950年，蒋机频繁袭扰，高炮、雷达、探照灯各自为战。1955年，周士第、杨成武等人把它们合为防空军，统一指挥火力与情报。两年后，空军实力显著提升，防空与制空任务交织，军委索性实施“空防合一”，防空军整体并入空军，军种名存两载便成历史。
公安军几乎同步唱罢就散。建国初，剿匪与守卫首都刻不容缓，罗瑞卿领衔的公安部队在1955年被赋予军种名号，专司警卫、内卫和边防。但与地方军分区、武装警察职责重合度过高，1957年番号撤消，机关并入总参警备部，昔日“第四军种”重回兵种位置。
防空军的子部队中，有两支如今只闻其名的兵种。夜空里直射苍穹的探照灯兵，曾在上海上空把P-51照得无处遁形；雷达还未普及时，手握望远镜的对空情报兵在高塔与山头值守，构成千里眼般的早期预警网。1957年雷达兵壮大后，两者先后被并入高炮和雷达序列，探照灯兵1975年彻底撤编；对空情报兵更早，在1957年春就完成合并，消散于电子光束之中。
再向后看，铁道兵与基建工程兵的轨迹颇为不同。1948年，东北野战军为抢修中长铁路组建铁道纵队；1953年升格铁道兵，王震挂帅。抗美援朝的隆隆炮火中，他们在鸭绿江畔砌桥枕道；和平建设时期，又在天山、秦岭、云贵高原留下风铃般的钢轨。1983年秋，五十余万官兵集体脱下军装，整体并入铁道部，汽笛声替代了军号。
基建工程兵则诞生于计划经济的独特需求。周恩来在六十年代初提出让国家重点工程施工队伍实行兵役制，遂有了这支肩扛钢钎、身披军装的特殊队伍。1973年第一批基建工程兵师成军，水电、冶金、核工业、交通等领域处处可见他们的身影。到1979年规模接近五十万人。经济体制改革开启后，这种集中式军管施工方式难免显得笨重，1983年绝大部分基建工程兵或转入武警，或回归地方企业，兵种标识随之撤除。
若要说情怀，人们最难割舍的大概还是骑兵。上世纪四十年代，在陕北高原、在冀热辽大草坪、在青藏高原，十几万匹战马随红旗奔驰。可防弹钢板与高速机动一旦普及，马队就只能退场。大裁军后，只剩极少数骑兵营负责边防巡逻，更多的战马变成博物馆里的陈列记忆。
从五花八门到精干合成，军队建制的变迁记录着国家安全需求与科技发展的脉动。那些已经撤销的军兵种，用短暂却闪耀的历程，铸成了钢铁长城的一段段基座。岁月远去，旗帜犹在，故事值得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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