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10日深夜，重庆南山雾气正浓，军统电话忽然响个不停。警卫只说了一句话：“张长官，委员长请您立刻进城。”张发奎把茶盏轻轻放下，心里明白——八百多公里外的桂林已在昨日失守，接下来少不了一场急风暴雨。
张发奎乘车进城时，还在回味半年前那份作战电令。那时军令部判断日军已现败象，两广可趁机整理防务、调兵修路，甚至有人提议大规模裁军节粮。可就在此刻，日军突然抡起所谓“一号作战”重锤，先掀翻豫湘桂三省战场，桂北成为下一个目标。局势急转直下，所有判断瞬间作废。
广西的防线由白崇禧统筹。论纸面兵力，他握有第十六、第七军以及第三十一军等数万之众；论地势，西江、漓江交织，按理可守可退。然而兵源本已单薄，补给更被东南亚海运线的断裂拖垮，每天油料、弹药都得靠湘赣一段铁路艰难输送。最要命的是，将领之间的芥蒂一直深埋心底。
几个月前，白崇禧从桂林飞往长沙，亲自登门请薛岳把兵力再往西挪一点，帮桂军挡两周。薛岳不为所动，淡淡回应：“湘西地贫马瘦，兵要吃饭，拖不起。”这句话像钉子一样钉在白崇禧心头，他只能无奈折返南宁。
张发奎与白崇禧虽同属桂粤系统，但算不上亲密无间。抗战初年，两人联袂转战南粤，彼此还算投缘；可回到两广后，人事、经费、兵权划分层层交错，口头上的尊敬与暗中的较劲并存。此番桂柳会战前夕，他依然选择配合——一是抗战大局在前，二来他看得透，谁若不愿卖力，当面临清算的恐怕不是别人。
然而白崇禧在选将上却栽了跟头。他启用已淡出一线多年的韦云淞守桂林。张发奎收到任命表电报时，只说了一句：“太迟的棋子。”桂林城墙虽固，守将却缺乏对日军坦克、飞机的应变经验。10月7日黄昏，日军第11军突破外围阵地，3昼夜后城陷，守军死伤枕藉。
桂林丢了，桂系与中央的面子双双挂不住。次日深夜，重庆黄山官邸灯火通明。张发奎抵达时，蒋介石正盯着一张广西地图，手里那支钢笔几乎要戳穿纸面。汇报不过半个小时，蒋介石甩下一道命令：撤销第十六集团军、第三十一军番号。枪可再发，番号若没了，就像一支笔突然断了墨，想写也写不出字。
电文飞往桂林后方指挥所，白崇禧脸色当即发白。番号不是普通符号，它是编制、是军饷、也是派系在军队里的立足点。倘若真撤销，一个省的武装体系就被腰斩，无异于在桂系心口开刀。白崇禧思量再三，决定做最后一搏：说服张发奎替自己去面见蒋介石。
“老张，只有你，他肯听。”白崇禧托副官带了口信，还附上一只写有“同心协力”四字的紫檀烟盒，这是两人在抗战初期互赠过的纪念物，如今又被原封不动地递回。心意够深，困难也够大。
几天后，张发奎与白崇禧在桂林后方的一个小城碰面。两人对坐无言，帐外秋风吹起军旗。片刻沉默后，白崇禧低声开口：“能不能代我走一趟重庆？”张发奎捏着烟盒许久，长叹：“老蒋正怒火中烧，这当口提番号，怕只会捅马蜂窝。”
张发奎的顾虑并非畏缩。他清楚得很，蒋介石气头上绝少回旋余地。此时出面，多半是两败俱伤。再说，桂林失守责任不只在韦云淞，中央情报失误、后方运输瘫痪、各军阀各怀心思，层层累积才成败局。“现在撤一番号，也许能保住另外一支军。”张发奎把话说到此，白崇禧默默点头，却也知这是苦口良药。
蒋介石的怒气并未因暂停追责而消散。河南、湖南相继溃败，总司令长官们调兵若抽丝，彼此推诿，已让重庆高层火上浇油。桂林的丢失更像最后一把盐撒进伤口。此时任何人要求“宽大处理”都显得格外刺眼。张发奎劝不劝，事实上结果都难改，问题只是在于谁来背上“推诿”的黑锅。
有意思的是，桂系虽在兵符上吃了亏，仍保持了大部分地面力量。离城突围的部队聚拢于湘桂边境，借崎岖地形拖住了日军后续兵力。上海、香港的侨汇也开始暗中源源不断地支援广西。这些细节，南京政府并非不知，只是战时顾不得深究。
时间推到1945年春，盟军在太平洋扳回战局，日军全线收缩。被撤番号的第三十一军改为“暂编第八十二师”，骨干仍是原本的桂系嫡系。虽然隶属关系挂在军委会名下，实际上听令于白崇禧。此处便显出军阀体系的弹性：番号能换，山头难搬；建制可拆，旧人未散。
到了8月，战败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重庆上空的紧张气氛瞬间松缓。蒋介石又想起这笔“番号旧账”，却发现时局瞬息万变，比起清算更要紧的是接收沦陷区。桂林尚需地方经验丰富的桂系配合，原先严厉的处分便不了了之。白崇禧没有再去讨要恢复番号，只是顺势让部下迅速接收南宁、梧州，以实际行动证明必要性。
不得不说，抗战末期的派系摩擦与战略失误交织成一张剪不断理还乱的网。桂柳会战只是其中一环，却将国民党军统属与将系之间的痼疾暴露得淋漓尽致。番号的撤销、求情的推辞、怒火的爆发，都写明了一点：在国家生死攸关的时刻，个人或集团的盘算依旧挥之不去。
战后，张发奎曾谈到那段往事：“桂林若能多十天准备，也许结局不同；若能同心协力，退一步讲，至少不会满盘皆输。”这句话扑朔，却道出当年诸侯分立的无奈。至于那只“同心协力”的紫檀烟盒，后来一直锁在白崇禧书房抽屉，再无归还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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