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土匪头子派人给新四军送来一张借条，张口就借40万发子弹|1944年|根据地|纵队|顽军

一九四五年新年后不久，四明山深处的几处村落忽然热闹起来。披着羊皮褂、背着长短枪的汉子们排着队，把身份证明一样的借条交到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登记桌前。就在半个月前，这些人还被宁波、嵊县一带的百姓称作“落壳”，如今却要改穿灰布军装。许多人不知道，故事的转折，其实始于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那张“借四十万发子弹”的纸条。

事情要往前推几个月。当年夏季，日军在长江下游收缩防线，蒋介石却急着在浙东抢地盘。国民党第七十五师与两个保安团合计数千人，自姚江口溯溪而上，计划把四明山里零散的匪股“一锅端”，再顺势筑堡，占住交通线。对山匪而言，这支队伍比日本人更难缠，因为顽军熟悉地形，弹药又足。几场遭遇下来，“落壳”们伤亡惨重，尤其是王鼎山的队伍，被迫退到海拔七百多米的乱石岗，只剩不到五百条枪。

王鼎山出道二十年，打家劫舍、绑票拼杀样样都干过，可这一回他第一次感到孤立无援。手下弟兄滚在泥地里拆子弹壳，想倒出最后一点火药拼命，正烦躁间，副头目徐三悄悄递来一张皱巴巴的信封。信封背面写着一句话：“陈山在梁弄，或可一谈。”陈山这个名字，王鼎山并不陌生——半年前还一起喝过烧刀子。不同的是，如今陈山已经披上了新四军袖章。

夜色中，王鼎山把竹灯火吹灭，用匕首蘸了点墨汁，写下十六个字：“借弹四十万发，山高水长，王鼎山亲签。”他押了一指红泥手印，又命心腹挑选两名机灵汉子，下山探路。三天后，这张奇怪的“借条”摆在了纵队司令员谭启龙与参谋长的桌上。参谋长皱眉：“他若拿了子弹回头再作恶呢？”谭启龙却摇头：“他已无路可退，得的是一条活路。”

此时的浙东抗日根据地犹如嫩芽，既要对付日伪的搜剿，又得防范顽军进袭，弹药紧张到极点。可谭启龙还是批示：“可谈，但不能给弹，先要人过来。”传话的任务再度落到陈山肩上。对这位三十二岁的“新昌四杰”之一而言，进出匪巢并不陌生；早在一九四二年，他就曾以说书先生的身份打进王山虎部，策动分化，收下了三百余人，后来改编为嵊东抗日自卫中队。

这回陈山带着一袋陈年谷子、几匹蓝印布做见面礼，翻山越岭潜入王鼎山的驻地。山寨里，几百条枪对着他，气氛如拉满的弓弦。陈山把手一摊，说了句：“子弹没有，路子有！”王鼎山闷声不吭，军机帐里只听得火药壳在火盆里“啪”地炸裂。沉默良久，王鼎山低声回了两个字：“细说。”短短对话，决定了他和手下生死的走向。

陈山摊开一张粗布地图，圈出浙东纵队的控制区，指出顽军南犯的路线，又强调新四军的筹粮、军纪与改编办法——缴械入编者保留骨干，并可带家属下山。“你我都是土匪出身，但国民党只当我们炮灰；日本人更要命，把你我当猪狗。跟着共产党，至少有条生路。”他说罢递上纸条，上书“渡头接应”四字。王鼎山沉吟许久，终究把手枪往桌上一搁：“好，听你的。”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凌晨，细雪飘在四明山的箭竹和古枫之间。王鼎山所部打着白底红字“嵊新奉大队”旗号，自乱石岗悄然南撤。山脚下，新四军五支队一个排点燃松明火把，为他们引道。妇孺走在中间，枪声时远时近，但没有一人掉队。两天后，王鼎山三百七十多名可战斗人员全部整编完毕，家属被安置在慈溪、上虞交界的根据地村庄，发放口粮和棉被。此举如同推倒头筹骨牌，随后半月内又有七八股“落壳”前来归队，四明山的匪患自此绝迹。

借条终究没有兑现，新四军也确实拿不出四十万发子弹给任何人。但王鼎山很快发现，纵队的纪律与待遇比他想象中要实在：缴获的财物先交公，再统一分配；行军纪律严苛，借宿必付银元或米粮；打土豪也只冲顽固乡绅开刀，不扰百姓。弟兄们从挖番薯、砍柴到识字、练射击，日子虽苦却有奔头。一次班务会上，新战士小刘刚写出人生第一张请假条，大伙围观起哄，王鼎山难为情地接过来：“我也得跟着识字。”

八月日本投降，浙东的枪声并未平息。国民党军队分批东撤，拉走粮食，抢走农具，引得民怨沸腾。王鼎山率九连在上虞曹娥江边截获一支后勤车队，把抢掠的稻谷全数运回山下分给乡亲。他的作为让那些犹豫未决的山匪深受触动，“旧社会迫人当匪，如今匪也能护乡亲”的口碑传开，浙东根据地的群众基础更稳了。

解放战争时期，浙东游击纵队与新四军沿海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一纵九团。王鼎山时年三十七岁，出任副团长，指挥过济南战役东线突击，背部中弹仍不下火线。淮海战役后，许多官兵在伤病休整时才知道，这位脸上刀疤纵横的副团长，昔日竟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匪首。大伙打趣道：“老王是把借条换成了党证。”王鼎山憨笑，答得很干脆：“旧账一笔勾销，只认现在这条路。”

有意思的是，那张借条后来一直夹在浙东纵队档案里，黄纸早已发脆，墨迹却仍可辨认。档案员统计数字时发现，纵队自一九四四年底至抗战胜利，不但没支出额外四十万发子弹，反而因为收编“落壳”缴获的杂牌枪支和伪军弹药，净增子弹二十余万发。王鼎山的“荒唐”请求，反倒成了根据地武装扩张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