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安定？精神科医生姜涛谈他诊室里的中国病人|中国病人|医生|姜涛|抑郁症|精神病

姜涛

北京安定医院是一家北京市属三级甲等精神专科医院，医院创建于1908年。姜涛医生1993年入职安定医院，目前从事精神科临床已有三十余年，担任精神科病房主任二十余年。

精神科医生和社会学家、记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琢磨“人”。姜涛在多年行医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临床诊疗病例，主要在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以及酒药物成瘾等多个精神科常见疾病方面有丰富的诊疗经验。

据姜涛介绍，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精神医学和精神疾病治疗发展历程的第一个重要节点是1997年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上市。当时精神病院主要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此后治疗从单纯症状控制转向强调患者功能恢复，从长期住院护理模式转变为社区或家庭康复。从2002年起，特别是“非典”之后，北京安定医院开展了北京市抑郁症流行病学调查，2005年结果显示，北京市十五岁以上人群抑郁症患病率超过百分之六。全社会开始迅速关注抑郁症、焦虑症、双相情感障碍、强迫症和躯体化障碍等情绪相关疾病。与此同时，中国精神病诊疗体系逐渐与世界发达国家接轨，在某些领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2年后，儿童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发育问题以及与上学相关的情绪行为问题上升为精神科重点关注和诊疗领域。

2026年1月，姜涛出版了《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讲述了一些常见精神疾病的诊疗故事，希望帮助普通人看见、了解精神疾病。《上海书评》就精神疾病的社区康复、个体化治疗等话题采访了姜涛。

《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姜涛著，中信出版集团，2026年1月出版，326页，58.00元

近年来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问题在新闻中的出现频率明显增加。您曾提到流调显示，青少年的抑郁焦虑发生比例要比普通人群要高。特别是经历疫情之后，有很多来到您诊室的“突然坏掉”的孩子。您在书中提到“直升机父母”“孩子替家庭生病”，案例中的孩子出现厌食、自伤（非自杀性自伤）的行为。是否近年来青少年的发病机制呈现出某种东亚社会特有的模式？

姜涛：也不完全是，我认为有几方面原因共同导致青少年抑郁的发生率逐渐升高。

第一与其成长环境密切相关。很多孩子成长中普遍缺乏挫折教育，大部分在家里都是被视为宝贝，他们可能只知道被关注、被关照、被照顾，而不知道如何去照顾别人或帮助别人。从心理上来说，他们更多是索取情绪价值，而非奉献。因此，他们的责任感、关心他人的理念，以及情绪价值和世界观都相对较弱。

第二是网络和手机的普及。这使很多孩子相对封闭在网络世界中，在现实生活中与人面对面的交流都出现问题，表现出隔离感。于是他们与人群产生分离焦虑。这种焦虑导致孩子的交往能力下降，在集体环境中适应能力差，包括与老师、同学、竞争对手、欺负他们的人、不喜欢的人或不喜欢他们的人，都不知道如何相处，这也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另外是青少年在学校受到的压力。现在学校教学模式往往容易导向唯分数论、唯重点学校论、唯清北论。如果孩子没有能力适应这种高节奏、高强度的学习环境，就可能被淘汰，或者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和焦虑、抑郁。

无论是在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还是偏远地区，都可能面临这些问题——手机依赖、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问题。当然，书中提到的家长教育方式、直升机父母，以及错误的爱等，也会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

三十多年前，人们口中的“精神病”往往指的是精神分裂、躁狂等比较严重的精神疾病。但是现在，除了青少年儿童之外，在青年甚至中年人中，因为整个环境压力比较大，抑郁、焦虑、失眠这类情绪障碍的情况也很多。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有哪些？

姜涛：要说原因，主要当时生产力水平相对低，大家的资源基本平等，心理上的落差较小，所以引起的焦虑、愤怒或不舒服的感觉相对不明显。那时候相对比较平静，但这种平静是心理健康的低级别状态。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交资源和网络的增多，各方面的要求也增加，人们的心理落差开始变大。一些人可能会先富起来，另一些人发展慢一点。这种落差一旦加大，人的心境就会开始发生变化。特别是在一个群体内部，资源竞争过程中经常会出现落差和不平衡，导致情绪障碍越来越多。焦虑、抑郁、恐惧、愤怒等情绪逐渐增多，情绪相关的精神疾病也越来越多。

在上海，比较有名的精神科医院就是宛平南路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现在去600号看病好像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尤其是在年轻人当中，不像以前那样有病耻感。像这样感觉自己不太对劲，知道去看病，但还能上班的情况挺常见的。这是否属于情绪障碍？如果不加干预和控制，是否可能发展到比较严重的阶段？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地址

姜涛：确实现在主动看病的人多起来了。现在媒体、社会，包括整个国家，对心理健康的宣传比较多。另一方面，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对于情绪和情感的要求比较高，他们不允许自己长期处于焦虑、恐惧、郁闷的状态。因为这种状态让他们很不舒服，或者在学习、工作中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他们必须先解决情绪问题，才能很好地学习、生活和工作。这些人会主动就医。其中很多人只是短暂的情绪问题，比如轻度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或失眠状态，但达不到抑郁症、焦虑症等疾病的诊断标准。这些人实际上不一定需要用药，可以通过心理疏导、心理治疗，以及自身的一些调整，比如规律生活、体育锻炼等，在短时间内恢复。

但是，如果持续存在抑郁或焦虑状态，并且越来越影响工作、学习和生活，以至于丧失了全部或大部分的工作、生活能力，甚至自我照料能力都受到影响，就达到了疾病的诊断标准。这时必须要用药。这只是程度的问题，而且也与个人对情绪价值的要求有关。

在我们那一代人，大家都是忍。隐忍着，不管多难、多苦、多累，都忍着。所以那时候好像出现这种问题的人较少，但实际上，这种忍往往预示着更严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忍到一定限度可能就会发病，而且一旦发病就比较严重。

我接触到的病人中，去精神专科医院看病的这类人挺多。当然，还有一大部分人会去北京的综合医院，比如天坛医院、北京大学附属医院、宣武医院、同仁医院、协和医院等，这些医院都有心理科，很多轻症患者可能去那里就诊。

也有一部分人会到专科医院，比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就诊。来到我们这里的患者，大概有八成以上都患有比较重的精神疾病，包括重度抑郁、重度焦虑、重度双相情感障碍，以及精神分裂症。

书中讲到的一个案例是一个农村青年一家因“懒病”误诊，家族中自杀频发，实际上是没钱治病。这三十年来，精神科药物经历了从几分钱（副作用大）到几千元（新型药）的迭代。现在的医保体系对精神疾病治疗和药物的覆盖大概是什么样情况？

姜涛：这些年国家和政府对这一领域的覆盖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改善非常明显。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在行医过程中，经常还要负责催费，比如到病人单位或者病人家里催缴。那时候很多病人虽然有公费医疗，但单位也拖欠，所以当时在治疗上对这些病人的保障非常差。很多病人因为没钱而得不到治疗。

现在由于国家对此比较关注，很多病人有医保，医保可以覆盖。对于一些比较贫困或没有医保的患者，现在还有免费治疗。很多地方，比如北京的农村地区，对贫困的精神障碍患者都可以提供免费治疗。这一点应该说是有很大的进步。只要上报，这些病人都会得到社区、街道、大队的关注，能够接受更多关心和治疗，这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另外，大部分的药物已经进入医保目录。包括一些特别贵的药，通过国家努力也进入了医保目录，使得很多病人能够享受这些较先进的药物。目前很多疾病，比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双相障碍等的药物治疗，实际上已经与国际接轨。现在国外用什么药，我们的病人也能用同样的药。

书中提到好几个案例都是病人出院后又多次反复发作，一辈子就蹉跎过去了。现在大多数公立医院追求高周转率，要求病人“快进快出”。但精神疾病往往是慢性的，当患者走出医院大门之后，他们包括家属可以寻求哪些方面的帮助？我们的社区有没有相应的康复体系？

姜涛：国外的经验是，小型医院与社区紧密结合。急性期的精神疾病患者，无论是抑郁症还是双相情感障碍，在医院住院治疗可能也就几天或十几天，病情控制住后，并不是直接回家，而是回到社区。社区内有专门的康复机构，配备社会工作者、心理工作者，医院的医生也会定期到社区查访、关注和评估这些病人的康复情况。在这个阶段，病人康复的效果会相对更好一些。目前我们特别迫切需要这样的康复机构。

像我们医院周转也比较快，很多重性精神障碍患者在病房住院十几天或二十几天后就可以出院。我们医院设有康复病房和康复门诊，一部分患者可以在康复病房继续接受一段时间的治疗。康复病房的作息就像上班一样，早上七八点来，下午四五点离开，白天在病房里开展康复训练、心理治疗等活动。

但目前这种康复机构在一线城市（比如北京）也只是少数几个社区才有，大部分社区仍然缺乏康复训练或康复机构。很多病人出院后就直接回到家，如果没有家人的照顾，或者家人疏于管理，病情很快复发，又回到医院，形成“旋转门”现象。

其实社区康复机构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医疗人员，主要需要一些康复工作者，比如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去陪伴病人、监督病人进行康复训练，教他们一些训练方法，陪他们做手工，包括兴趣爱好的培养，以及一些简单工作技能的训练。其实只要有一般的康复训练资格，就可以开展康复训练。

我国现在的《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是2001年制订的。在更早之前，精神疾病被一度当成口袋病。您在书中提到，精神疾病的症状看似大同小异，很可能误诊、漏诊。那么从“疾病分类”精确到“个体化治疗”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需要克服的困难？

姜涛：对医生来说，首先需要非常丰富的专业知识，还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能够准确把握症状，敏锐发现症状中的疑点，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向病人询问，并抓住病人的一些特点。

对初学的医生来说，这需要一个培训过程，难度较大。他们需要接触更多的病人，积累更多的经验。大部分精神病人在重性或急性阶段是不配合精神检查的。如何让病人表达出最核心的症状，这需要医生的经验能力以及主观的医疗直觉。这实际上是通过经验积累形成的。

我们医院实行三级查房，如果年轻医生判断不了，还有二级医生，甚至更高级别的医生共同探讨。我们主要从发病原因、发病过程、典型的临床表现、病程特点，以及病人与周围人的互动过程和周围人对病人的反应，来得出基本且正确的诊断。此外还有集体讨论和疑难病例联合讨论的机制，所以现在错诊和漏诊的情况相对少得多。

现在我国很多医院（不仅是精神科），患者与医生比例远远超过国外的水平。一方面我们想推进个性化治疗，但另一方面在资源上存在限制。据您所知，是如何实现平衡的呢？

姜涛：确实病人太多了，其实精神科的缺口更大。我估计中国大约有将近五百万医生，而精神科医生全部算上可能才五六万人，只占医生群体的百分之一左右。但是需要治疗或重点关注的病人，保守估计将近有一亿。这些病人与医生的比例悬殊。因此需要依靠社区和基层的筛查，防止病情发展到特重阶段，做到预防为主；同时发现病人后，及时诊治和控制，才能避免医患比例差距过大的现象。

在精神医疗领域，AI的介入能否部分缓解医患比例悬殊的问题？

姜涛：目前我们很多病人也会使用AI来询问病情和表现，AI会给出一些合理的指导和分析。但AI源于机器学习，是一种逻辑算法。它完全依赖逻辑推理过程，缺乏共情。而精神科疾病往往是主观形态的疾病，更需要病人与医生之间的共情。这方面AI目前是做不到的，因此也会出现很多误诊情况。

比如同样是抑郁，由失恋或亲人去世引起的短暂抑郁，与内源性抑郁（即无原因的情绪低落）、季节性抑郁或有节律性的抑郁迥然有别。但是它在临床上的表现完全一样，都是情绪低落、思维迟缓、行为减退、反应抑制这些症状。然而实际诊疗过程和诊疗思路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单纯地向AI输入这些症状信息，它往往给出雷同的治疗方案。对于外因性、外源性抑郁，可能更需要的是心理治疗、行为治疗，以及心理咨询、心理指导。因此AI还无法完全取代人工治疗。

不过，AI这样的工具，可以为病人提供一些心理方面的安抚。我们的病人中，有些抑郁症患者治愈后回到工作场景和家庭，其实还会有一些残留症状，他们可能需要心理支持，但往往挂不上号。这时就可以用AI传递温暖的语言和交流，让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延缓症状复发和加重。这方面AI可以起到帮助作用，而且提高了效率。现在一个病人想约心理治疗师或心理咨询师，在我们医院可能需要等待两到三年才能挂上号。有人说心理治疗师就像大熊猫一样珍贵。

2007年学者吴飞出版了《自杀作为中国问题》一书，里面提到中国自杀大多起于家庭纠纷，自杀者多为妇女、未成年人和老人、农村居民，而西方国家的自杀者多为男性、中年人、城市居民。当然精神疾病和自杀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尤其考虑到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但是能不能说，在家庭和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的人群，抑郁焦虑的发生率会更高？

吴飞著《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姜涛：的确有这种现象。我们曾看过一项国外针对自杀人群的研究，观测自杀者死亡后的脑脊液，发现其中5-羟色胺代谢产物的水平要低于正常死亡人群，甚至低于正常值的五十倍。也就是说，凡是自杀的人，可能在自杀前都有抑郁问题，只不过有的是急性的，有的可能是慢性的。总体来讲，在自杀人群，特别是在中国的自杀人群当中，的确存在抑郁问题。

那些相对弱势的群体，他们面临的应急压力、解决问题和摆脱困境的压力可能更大，出现抑郁、焦虑的风险非常高。当压力巨大，解决问题又非常困难，再加上抑郁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可能会出现自杀企图，甚至最终付诸实施。中国很多自杀案例确实背后有家庭原因，尤其是青少年更多一些。

我刚刚做过一个采访，里面提到全球超级富豪用高薪聘请金融、法律和政府关系方面的专业人士，实际上是替自己承担风险和责任。这些“背锅”的专业人士，其实也是我们通常意义上说的“金领”“精英”，他们的收入非常丰厚。但这些人因为长期在灰色地带游走，往往也面临严重的精神问题。这种情况与我们刚才讨论的弱势群体的抑郁、焦虑情况，有什么不同？

金伯莉·凯·黄研究金融从业者的《蛛网资本主义》

姜涛：他们可能与弱势群体在道德价值观方面存在差异。每个人也不同，有的人更善良，有的人更冷漠。善良的人可能焦虑更多，因为他们背负的道德压力更大。

这些人知道这种风险与利益是共存的。我看过类似的病人，就是您所说的那类人。因为他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情其实他都知道是违规的，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人清查他，所以他非常焦虑和抑郁。这些人实际上过得很不愉快，也很不幸福。他们当中有些人会酗酒，还有很多其他成瘾行为。有的是酒精成瘾，在国外，有的可能是大麻或毒品。另外还有赌博以及其他一些成瘾行为，用来麻醉自己。

实际上大家都面临这种压力。精英人群有精英人群的压力，弱势群体有弱势群体的压力。但毕竟精英人群少，弱势群体多，所以总体自杀人群的绝对数量来看，弱势群体更多一些。

有社会学家（如里亚·格林菲尔德）提出过一个观点：精神疾病其实是“现代性的代价”。也就是说，以前的人活得简单，身份固定，反而不容易疯；现代人虽然自由了，但面临着无限的选择、攀比和对成功的极度焦虑，人的大脑其实进化得没那么快，跟不上这个社会的节奏。结合您的观察，您是否认同“社会越发达，心病越难治”？在您的诊室里，是不是能明显感到，现在的患者其实不像以前那样，因为吃不饱饭等生存问题而焦虑，而是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无法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者而崩溃？

格林菲尔德著《心智、现代性与疯癫：文化对人类经验的影响》

姜涛：从某些角度来说，确实如此。大家可能同时面对的事情太多，信息量骤增，让人应接不暇，选择也出现困难和偏差。一旦一步走错，可能就会出现巨大的落差或不好的结局，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焦虑、恐惧，心理问题特别多。对于一些个体较弱、神经素质较差的人群，精神障碍的发生率就非常高。

我碰到有很多小孩、大学生，包括一些职场人士，他们焦虑和抑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够成功，没有达到家长、老师或周围人的期待，为此而自责、紧张、焦虑、感到悲观。

还有一种情况，自己的能力与所要达到的目标实际上相差比较远。有些孩子，包括成人，无法清楚评估自己的能力，一味追求高目标，这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导致心理和生理上的不适应，甚至发生各种情绪相关的精神障碍。

对于一些已经出现很严重适应问题、严重抑郁或焦虑的人，药物可能还是首选，可以首先缓解焦虑和抑郁。但疾病的根源，需要患者改变自身，比如降低标准、释怀，认识自己，理解自己，安定内心。同时，还需要更多心理和社会的救助。很多病人即使康复了，回到社会，心理咨询、心理疏导以及社会救助仍然非常必要。康复包括身体和心理的康复，这绝对不是医疗部门单独能解决的问题。

您也提到过，大多数精神病患者无法遵医嘱，如何让该吃药的人乖乖服药？

姜涛：有很多种方式，其中一种是需要病人自己对疾病有一定的判断力或认知能力，也就是自知力，能够知道自己的病情到什么程度，是否需要吃药。这样病人可能会接受治疗，主动服药。

还有的病人是因为害怕住院、害怕家属再让他住院，虽然认为自己没病，但也能配合吃药。不过吃药时经常偷工减料，偷偷不吃，必须在家属监督下才能完成。

另外有一部分病人根本不吃药。在住院时吃药，但出院后无论什么情况都拒绝吃药，大部分这类病人无法完成医生制定的治疗方案，这可能导致病人经常复发、反复住院。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方法。一是社区康复干预，由康复机构工作人员，包括护士，帮助或协助病人吃药，或者训练其自动服药，这是最好的方法。还有强制吃药，由家属在监督下让病人吃药，但实际操作比较困难。有时病人会千方百计藏药、不吃或吐药。另外就是改为其他服药方式，比如将药做成水剂或粉末，加入饭里或水里服用；或者长效药物，比如一个月打一针，或一周吃一次药，这种方法可以缓解病人不服药的情况。对于这类病人，劝说吃药基本比较困难。

您在安定医院工作了三十多年，如果让您回想一下，刚走进安定医院那一天和现在走进医院，感官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姜涛：当时的安定医院给人的感觉是比较孤单、寂寞、冷清，而且比较封闭，似乎与社会格格不入，像是被社会抛出来的一个特别独立、奇怪的地方。

现在的安定医院，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有明显改观。首先看起来更温暖、更人文，无论是建筑的颜色、结构比例、外饰，以及配套设施，都比刚来的时候好了不知多少倍，这是直观上的感受。其次就是设施上，刚来的时候非常简单，看起来也比较原始，不够现代。现在所有病房都有网络、电子设备，还有音像、图像、视频等辅助设施，甚至还有机器人帮助，软件和硬件都有了明显的改观。

现在住院的精神病人和以前也不一样。以前的病人病情都比较重，而且长期服用传统的抗精神病药，病人在外观、行动力、交流方面都显得比较木讷、呆板。现在很多病人在病房里经过治疗，或者使用目前的药物，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精神上的问题。与他们简单交流，感受不到异常，谈吐表情也非常好，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观。

在精神科，很多疾病可能会伴随病人一生。如果不能彻底治愈或根除，你认为对于精神障碍患者，怎样的生活才算比较好的生活？

姜涛：以前我们强调必须消除所有症状才能让患者出院，才算痊愈。现在不再是这个理念了，因为如果通过药物或其他治疗让症状完全消失，患者可能会承受无法想象的药物副作用。这样虽然症状消失了，但肢体、表情、身体以及各种生理功能，包括认知功能，都可能明显下降，导致虽然病治好了，人却无法回归社会。

现在我们提出的理念是“带病生存”。我们允许患者保留一些残留症状，但前提是提高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用药物控制症状，使其不波动、不影响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残留症状，也要让患者回归社会，参与社会工作、家庭生活，重新融入群体。

很多病人可能长期吃药，但仍然活跃在工作第一线，而且非常有成就。现在我们很多影视明星，包括一些企业精英都在吃药，但你绝对看不出来他们在吃药。

“带病生存”这个理念在其他一些疾病领域也存在，比如癌症。现在大家对于“你是不是病人”的观念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前不久上映的沪语电影《菜肉馄饨》里有一个情节：一对黄昏恋人，男主人公出现幻觉，精神科医生给他开了利培酮，把女友吓坏了。他们和好后，女友对他说：现在大街上都是神经病，所以这也不算什么。这个情节很生动地体现了现在社会的状态——大家都有病，但可以带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