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叛逃投敌后成为敌营长，新中国成立后主动坦白，最终结局如何？|军军长|新中国|游击队

1952年春天，祁阳县城的祠堂里，一个戴着老花镜的中年人交上去一沓材料。

材料里写的是他二十年前的另一个身份——红十七军军长。这份材料一路往上送，最后落在了黄克诚案头。

黄克诚看完，只说了八个字："此人可作另案处理。"一个叛逃者的命，就这么定下了。

张涛原名张高寿，1904年生在湖南祁阳一个佃农家里。十五岁那年，他扛起粪桶插秧，腰已经压弯。祁阳有句土话："人活到十五，还没吃粮，就难翻身。"所谓吃粮，就是当兵拿军饷。1919年，湘军招募队敲锣进村，张高寿站在田埂上听着鼓点，嘟囔了一句："吃什么都行，总得先活下去。"

他就这么进了军营。

1926年，北伐东进，唐生智部打到武汉。武昌城下那场攻坚战，张高寿掩护机枪阵地，顶着子弹往前扑，连长当场点名表扬。战后他被抽进教导队，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政治教官黄克诚。

黄克诚负责政治教育，经常拎着小册子在人群里转，把《民众运动讲义》塞给认字的战士。他注意到这个叫张高寿的小兵写得一手好字，脑子也爱拐弯。课后，黄克诚拍着他肩膀说："高寿，枪打得准不算本事，脑子得跟上。"这句话，张涛后来想起来总觉得有点刺耳。

1927年，国共分裂，黄克诚走上另一条路，去了鄂东参加红军。张高寿则在杂乱队伍里辗转，见证了城头变幻，军徽换了一批又一批。对一个底层士兵来说，最直观的感受只剩下：仗一场接一场，穷人还是穷人。

转折发生在1930年。

鄂东阳新，张高寿意外与黄克诚重逢。两人坐在破旧祠堂里，黄克诚问他："你愿不愿意跟着干一件像样的事？"这一问，其实已经把选择摆在桌面上。很快，张高寿带着几百人倒戈参加红军，成为红五军五纵队八大队长，改名张涛。

红军跟旧军队完全不同。讲阶级、讲路线，也讲纪律。大队长要带兵打仗，还要做群众工作，开会、做动员、分粮、分浮财。伍家垴一战，张涛带队连破三个碉堡，身上多了几处枪伤，整个人也"亮"了起来。军区评价他："勇猛，有股闯劲。"

1931年底，战事缓和，张涛和一批复原伤员留在大冶、阳新坚持游击。队伍不大，几十号人，穿得破，枪也杂。就这点人，趁夜突击乡公所，缴枪、分粮、割电线，搅得当地保甲系统不得安生。粮食经常断档，药更是紧缺，有时候伤员只能靠草药熬水顶着。张涛在这种环境里磨出来，对地形熟，对老百姓那点顾虑也懂。

1932年，湘鄂赣军区整编力量，张涛被任命为红十六军副军长。对一个农家子弟来说，"副军长"已经是高得吓人的位置。地方老百姓嘴上叫他"张军长"，带着几分敬畏，也有几分好奇：这人看着瘦，架势倒不小。

1933年8月1日，红十七军在湖北通山县黄石洞成立。张涛任军长，方步舟任政委，叶金波任副政委兼参谋长。部队扩编后，兵员多了，枪械却不够。张涛琢磨别的招，学江西游击队的路子，夜袭、伏击交通线。某次摸进梅田镇，抬走两船大米，还缴获一门迫击炮。那门炮成了红十七军的"宝贝"，打仗时经常压上去，吓得地方反动武装抬不起头。

军区嘉奖电报给了张涛一个评价："能征善断，有发展前途。"但部队内部对他的看法并不整齐。有人觉得他冲得太猛，爱在前线盯着阵地，看重一时胜负；有人则提醒，他在整顿作风上不够细，容易忽略撤退路线、后方联络这些"细枝末节"。

这些问题，当时并不致命，却像种在土里的小刺，时机一到就会扎出来。

1933年底，红十七军打了一串胜仗。

年底那场仗，张涛带队佯攻通山县城，把敌人33师引回防，红军主力得以顺利转移。战报送到中央，被形容为"张、叶之师，虎而有翼"。人数上来了，声势也不小，张涛站在队伍前面喊"开拔"，鸿沟那头回声都能听见。

风头正劲的时候，容易忽略暗礁。

1934年初，木石港一战，就是那块暗礁。战斗一开始，红十七军占了主动。前线打得顺利，敌人碉堡被逐个拔掉，歼灭近千人，缴获数百支枪，木石港地区全部收复。胜利的消息传来，张涛和叶金波都松了一口气。但胜利也让他们冲昏了头脑。

战斗结束后，张涛考虑到伤员情况，做了一个决定：就地休整，整理药品和伤情，再看情况转移。叶金波的意见不一样。他反复提醒，敌军援兵可能在赶路，不能拖。两人的争论并不激烈，但张涛最终坚持了原定安排。

这一休，就是整整七天。

七天时间，鄂东南"剿总"总指挥郭汝栋调集6个旅的兵力，悄无声息地贴近红十七军，在四周建起一层又一层严密的包围圈。红十七军的战士们还遵守着军长政委的命令，一动不动，毫无察觉，想着休整好后再来一场胜仗。

正在医院的张涛听说这个消息，心慌不已。他很清楚，按当时的纪律，重大失利后主官要担责。更何况，叶金波已成烈士，他若带着残部回去，很难逃过清算。伤口化脓、高烧几天之后，他在一个小镇的招兵所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走进去，在登记表上写下"失散士兵"四个字，跟着国民党第五十二师混了进去。

这一步，说轻了是"投敌叛逃"，说重一点，就是彻底翻身背向旧队伍。

从红军军长变成国民党士兵，这个落差极难消化。但战争并不会给人太多时间反省。张涛知道，活下来才有机会想其他的事。于是他在新部队里低头做人，当上等兵，打硬仗，慢慢升到排长，又变成连长，到1942年已经是一个营长。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国民党军中的表现，既算不上"积极反共"，也谈不上"另起炉灶"。每逢对各地游击队的"清剿"任务，他总会打擦边球，比如故意"走错路线"、行动慢半拍，让前面别的部队先顶上去。手下士兵背后议论："张营长不像那些见红就打的人。"这类说法，既带风险，也暴露出他内心不愿彻底割断的那部分东西。

抗战期间，张涛对国民党军队中贪污成风、官僚主义极重的现象很看不惯。他后来曾表示，自己十分后悔逃跑，中途有几次想要回部队，但终因国民党的封锁未能成功。这话真假难辨，但至少说明他心里还留着一点念想。

1949年夏，长沙方向已经吃紧，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局势清楚得很。部队接到命令，向粤西方向撤退。张涛突然提出"回乡探老母"，然后悄悄脱队。按军法，这无疑是逃兵，但当时的国民党部队已经一片混乱，缺少精力追回一个营长。

那一年，他四十五岁，身上穿的旧军服已经磨得发白，身上还有两处旧伤，一条腿在阴雨天会隐隐作痛。回到祁阳老家，他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土改动员会在祠堂里开，乡亲们举手表态，谁家是地主，谁家是中农，都要划出来。

在土改动员会上，他没多犹豫，主动站出来，把祖上传下来的两亩水田交出去，还帮着划定地主成分。对他而言，这既是顺应新政，也是某种心理上的"表态"。乡亲们看在眼里，心里有杆秤：这个当过兵的张家儿子，以前有点出息，现在也愿意掏出来，让人分一勺饭。大家议论："张支书脑袋开明。"

没人细究他过去究竟在哪支队伍服役，更没人想到"军长"这两个字。

土改结束，他被推为村干部，后来成了村党支部书记。

办事风格偏稳重，算账算得清，调解纠纷也愿意费口舌。对普通乡亲来说，能把田分好、粮分清、账算明，就算个好支书。张涛暗自觉得，自己终于能像一个普通农民那样活下去，虽然有一些过去永远没法说破，但至少枪放下了。

这段相对平静的日子，只维持了两年多。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把所有人都拉到审视自己的位置上。每个人都要交代历史问题，填表、写说明、自查自纠。对普通人来说，这可能是一次"清理经济问题"。对张涛来说，却是触及生死的一道坎。

他用了好几夜时间，在煤油灯下写交代材料。纸张不多，他把经历分成几段写：哪一年在哪个部队、跟谁打过仗、在什么地方走散、什么时候混入国民党师部。每写到木石港那一段，笔尖总会停顿。那是他这辈子最不敢回头细想的一场战斗，也是导致后来所有选择的起点。

材料上交后，祁阳县城的审查组看完，觉得问题重大，层层上报。到了地委,再转中南军区。纸张一路传递，里面浓缩的是一个人二十多年的沉沉负担。处理意见迟迟未下，张涛在村里照常干活，白天下田，晚上被喊去谈话。有人问："你当营长时，参与过剿共没有？"他一字一句回答："没有亲手动手。"这种回答，若证据不足，很难说服人，只能依靠更大范围的调查。

就在这个节点，黄克诚的批示起了关键作用。

黄克诚看完相关材料，问了一句："有无确证他参与镇压和出卖同志？"得知"暂无证据"后，才留下那句话——"审清事实，区分情况。"这不是简单宽恕，而是一种有条件的态度：叛逃，也有轻重缓急；血债，是红线。

几个月后，处理结果下来了。决定对张涛免予刑事追究，不再作为叛徒公开处理，行政上退回普通农民，保留三年政治审查期。县委书记找他谈话时说："组织上看你，有问题，也有功劳。关键是你没沾血。"这话听着平淡，其实是结论性的判断。

从那一天起，他在公开场合再没提过"军长"两个字。对外身份很简单：村里的张支书，以后又是公社里的普通职工。这种刻意"缩小自己"，既是生存方式，也是一种本能的自我保护。

审查期内，他被安排到乡合作社做记工员。这份工作，与过去的带兵打仗完全不同，却又隐约有些相似——都要算人头、算份额、算分配。几十年军旅生涯练就的细心和记忆力，在小小记工本上发挥出来。谁多干一会，谁偷懒，被他记得清清楚楚。乡亲嘴里，张支书"抠门又公道"。

1956年，政治审查期结束，他调到公社供销社当保管员，每月有稳定的粮补和津贴，生活逐渐稳定下来。那个时期，偶尔会从外地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几句问候："身体如何""田里收成怎样"。寄信人签的是"某某秘书"，实际上与黄克诚办公室有关。张涛每次收到，都会小心折好，藏在一个旧铁盒里，翻看次数远远超出信上那几行字应有的重量。

1966年，祁阳城里贴满大字报。有一张，把他的名字拎了出来，质疑他是"潜伏特务"。风声紧张，公社决定去县里查档案。材料一份份被翻出来，上面的结论还是那句——"已审结，无参与镇压证据"。这段旧案，算是又被翻了一遍。风浪过去，他在河边刷筲箕，对邻居随口说了一句："这一辈子，最欠的是叶政委一声对不起。"话不长，听着却不轻。

1979年10月，张涛病逝于祁阳县医院，七十五岁。治丧规格算不上高，灵前也没有花圈堆成墙。但有三位当年的老游击队员，自发来抬棺。他们中有的腿脚已经不利索，却执意上肩。送殡那天，祁阳飘起细雨，村口土路泥泞，鞭炮响得不密，声声有些发闷。乡亲一边挪步，一边低声叹气："张支书命苦。""但人不坏。"话说到最后，就剩下叹息。

他从佃农子弟走进北伐军，从红五军大队长打到红十七军军长，又在木石港失利后做出叛逃选择，成为国民党营长。期间，他没有主动背负血债，也没有扮演"忠勇铁血"的英雄角色，更不是那种一黑到底的反面典型。战争压力、纪律约束、个人胆识与胆怯，共同塑造出他的抉择。

张涛的命，某种程度上，是被这些具体细节保下来的。他当营长那几年，没有留下血债的证据，这是一个关键因素。另一面，他在战争结束前夕选择脱离旧部，回乡参加土改、支持新政，这也是一种表态。再往前追溯，他在红军时期的几年，是切切实实存在的革命经历。这些加在一块，在之后的审查桌上，被一条条画线区分，最后形成那个看似简单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