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六四四年四月的事儿,此时的大明都城已经变了天。

李自成的大军进了城,还顺手抓到了那个才十六岁的皇太子朱慈烺。

这孩子倒是硬气,被抓后没求饶,只跟李自成提了三件事:别动我祖宗的坟,按礼制安葬我爹妈,别杀老百姓。

李自成听了直摇头,压根不信。

谁知到了第二天,那一千三百多个明朝官员,真的全跑来投降了。

瞅着这一大片跪在地上的前朝重臣,李自成心里那个滋味,真是没法说。

就在一个月前,也就是这帮人,还在朝堂上唾沫横飞,嘴里喊着为了“江山社稷”,死活拦着崇祯帝往南边搬家。

那会儿,一个个演得跟视死如归的烈士似的。

可真到了改换门庭的节骨眼,这帮所谓的“忠臣”,膝盖软得比谁都快。

这事儿不仅讽刺,简直是个巨大的逻辑黑洞:既然大伙儿都不想死,那当初无论是当皇帝的还是当大臣的,咋就眼睁睁看着南迁这条唯一的活路,被咱们自己人给堵死了呢?

说到底,这哪是什么天命,分明是一笔谁都没算明白的糊涂账。

把日历翻回到崇祯十七年年初。

那会儿局势已经明摆着了:北京城肯定守不住。

这不光是打仗的事儿,关键是兜里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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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崇祯把老将吴襄叫来摸底,问他守城到底得要多少人、多少银子。

吴襄也是个实在人,没藏着掖着:我手底下名义上有三万兵,但这年头吃空饷的多了,真能拉出去打硬仗的,也就三千。

崇祯赶紧问:那要是练兵守城,得花多少?

吴襄报了个实在数:“一百万两。”

崇祯一听,差点背过气去。

那时候国库里哪怕把耗子洞都掏干净,也就剩下七万两。

这点钱,别说发一百万的军饷,就是给城墙补个窟窿都不够。

其实翻翻《流寇志》和《国榷》就知道,崇祯那是真穷,穷得叮当响。

要钱没钱,要兵没兵,外头满清虎视眈眈,家里李自成的大军眼看就到门口。

这时候,脑子正常点的决策只有一个:跑。

明朝是有退路的。

南京那边有一套现成的领导班子,六部九卿啥都不缺,江南又是产钱产粮的好地方。

只要崇祯能把屁股挪到南京,哪怕丢了半壁江山,起码能学学南宋赵构,再给大明朝续命个百八十年。

这道理,崇祯心里跟明镜似的,大臣们心里也门儿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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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崇祯十六年,崇祯就私下跟首辅周延儒通过气,琢磨过南迁的事。

连后宫的周皇后都在旁边吹枕边风:“咱在南京还有个家呢。”

意思就是赶紧搬吧。

既然上上下下都有这心思,咋就死活挪不动窝呢?

原因很简单:谁都不想背那口黑锅。

这就得说说大明官场那个扭曲到极点的算盘了。

在大臣们看来,这笔账是这么算的:

我要是死守北京,赢了那是大伙儿的功劳;输了呢,大不了换个老板接着干。

李自成来了也得用读书人不是?

可要是建议南迁,那风险就海了去了。

头一个就是名声。

当年土木堡之变,有个叫徐有贞的提议南迁,结果被骂了几百年的“奸臣”。

谁乐意当第二个徐有贞?

再一个就是实打实的利益。

京官们的家当、豪宅、好地,全在北京这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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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搬家,带不走的那些不动产全得打水漂。

到了南京,他们就是一帮没根基的外地佬,还得跟江南本地的官僚帮派抢饭碗。

于是,大臣们达成了一个默契:打死也不主动提南迁。

换到崇祯这儿,账又是另一种算法。

他是皇上,守土有责。

要是自己张嘴说“我要跑”,那就是把祖宗基业给丢了,死后哪有脸去见列祖列宗?

他在等。

等大臣们哭着喊着跪在地上求他:“皇上啊,为了天下苍生,您可得移驾南京啊!”

只要这帮人先张嘴,那就是“顺应民意”,这锅就甩出去了。

结果,朝堂上就上演了一出极其荒唐的大戏:

皇上拼命暗示“这地儿太危险,我想动动”,大臣们却在那儿装傻充愣“皇上洪福齐天,北京城固若金汤”。

这潭死水在崇祯十七年初,被一个小石子激起了一点浪花。

有个叫李明睿的小官——官职是个左中允,大概也就六品的样子——实在看不下去了。

他冒死写了封信,捅破了这层窗户纸:皇上,赶紧走吧,再不走真来不及了。

崇祯一听,激动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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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甚至把身边人都赶走,私下接见了这个小官,连逃跑路线都规划好了:走山东,过淮安,二十天就能到南京。

可偏偏崇祯那个老毛病又犯了:不敢拍板。

他对李明睿说:“这事我早想干了,可没人支持啊。

我要是提出来,那帮大臣反对咋办?”

他又把皮球踢回了朝堂,指望通过“公开讨论”来定这事儿。

结果不出所料,利益集团立马炸了锅。

兵科给事中光时亨头一个跳出来,指着李明睿的鼻子骂:你这是妖言惑众!

不杀这小子,不足以平民愤!

光时亨嘴上说得好听:“只要皇上死守京城,天底下的救兵肯定会来!”

这话听着让人热血沸腾,其实全是忽悠。

各地的救兵早就指挥不动了。

山东总兵刘泽清装病不来,宁远总兵吴三桂还在路上磨洋工。

崇祯气得直哆嗦,反问大臣:怎么李明睿提个建议就是邪说,光时亨拦着大计就没人管呢?

内阁首辅陈演,这时候本该站出来拿个主意。

但他选择了当缩头乌龟,每次崇祯看他,他就回一个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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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得崇祯一脚就把椅子给踹翻了。

眼瞅着皇上亲自南迁的路堵死了,有人出了个折中的招儿:

皇上留在北京守着,让太子去南京监国。

这算是当时唯一能行的“双保险”了。

左都御史李邦华建议,学学当年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老黄历,让太子去号召南方的力量抗敌。

哪怕北京真丢了,大明的招牌还在,太子在南京还能组织反攻。

但这一下,正好戳中了崇祯心里最阴暗的那块地方——权力。

这时候,那个搅屎棍光时亨又说了一句毒到家的话:“太子要是去了南方,那帮大臣想干嘛?

难道想学唐肃宗灵武那档子事吗?”

这话像把刀子,精准地扎在了崇祯的心窝子上。

要知道,唐肃宗那是搞政变,直接把他爹唐玄宗尊为太上皇,自己抢了班。

崇祯这人掌控欲极强,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大学士,杀了两个首辅、七个总督、十一个巡抚。

他对臣下的猜忌早就刻进了骨头里。

要是太子去了南京,真被人拥立当了皇帝,自己这个还在北京苦战的老爹算啥?

退休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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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亡国”和“失权”之间,崇祯竟然犹豫了。

二月二十八日,崇祯最后拍了板:不行。

理由是“太子太小,不懂事”。

就这样,大明王朝最后的救生艇,被皇权亲手给凿沉了。

三月中旬,李自成的大军已经堵到了家门口。

崇祯这会儿才彻底慌了神,找来当初支持南迁的驸马巩永固,问:“你之前说能招几万义兵护送我走,现在还能办到不?”

巩永固苦笑着摇摇头:“这时候哪还来得及啊。”

崇祯还不死心:“那你们带着家丁护送我走呢?”

巩永固说了句大实话:“我们都是老实本分人,哪敢私底下养家丁啊。”

所有的路,全断了。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

临死前他在蓝色袍子上写下遗诏:“我死了,没脸见地下的祖宗,我自己摘了帽子,用头发盖着脸。

任凭贼人把我的尸体大卸八块,但千万别伤了百姓一个人。”

他确实做到了“君王死社稷”,死得挺壮烈,保全了名节。

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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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历史学者魏斐德分析的那样,崇祯的“不走”,实际上是给清朝送了一份大礼包。

因为皇上和中央政府集体“殉葬”,导致明朝在南方的半壁江山瞬间没了主心骨。

后来的南明政权,福王、唐王、桂王轮流登场,谁也不服谁,内斗把那点抗清力量全耗光了。

要是崇祯当时跑成了,哪怕是太子跑成了,靠着江南的钱袋子和南京的行政班底,建一个统一指挥的南明政权,历史的走向说不定就完全不一样了。

最讽刺的结局来了。

李自成进京后,那些当初为了保住家产、死活拦着南迁的“留守派”大臣们,终于尝到了苦果。

大顺军的大将刘宗敏做了几千副夹棍,专门用来伺候这帮官老爷。

不管你是当初慷慨激昂的光时亨,还是装傻充愣的陈演,全被抓起来严刑拷打,逼着交出家产。

那些他们舍不得扔下的良田豪宅、金银财宝,到头来不仅没保住,反而成了催命符。

当初他们为了私利,赌皇上不敢走。

结果皇上真的没走,带着大明王朝和他们所有人的身家性命,一块儿玩完了。

这笔账,算到最后,谁也没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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