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夜,黄河沿岸气温骤降到零度以下,日军华北方面军的参谋们围着一只煤油灯讨论新的南下计划。桌上的地图密密麻麻,惟独陕西和福建两块地方被涂成灰色。“这两省暂缓。”高级参谋淡淡一句,便让作战室陷入沉默。后来很多人纳闷:东南、华北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为何偏偏这两省始终没被他们全面攻下?
先看陕西。想从华北硬闯西安,第一道坎就是黄河。上游河道湍急,水面宽达二百余米,当年日本工兵带着橡皮舟反复实验,二十次尝试无一成功。有人记录过一句简短对话:“大佐,渡河要多久?”“不确定,或许要命。”这并非夸张,机械化部队面对缺桥少船的黄土高坡,坦克成了活靶,卡车干脆抛锚。
渡过黄河还不是终点。崤函古道、潼关天险一线排开,两侧山体高耸,公路狭窄,炸毁一处,后面的队伍便动弹不得。再向西,延安的黄土梁峁星罗棋布,适合伏击。八路军总指挥部统计,仅1939年上半年,华北游击队在陕北设伏七十三次,击毁车辆两百余台,足够让日军辎重官头疼。
战略重心同样影响决策。日军中枢认为,华中、华南的港口与粮棉区才是战争自给的命脉,占下这些才有“以战养战”的可能。陕西缺港口、缺稻田,也没有他们急需的橡胶与石油。再加上重庆政府在关中布置重兵,第十战区一个集团军常驻渭河平原,日军若西进,兵力不够,正面又无把握,自然按下暂停键。
说完关中,再谈闽地。地图上看,福建像一片突入大海的扇叶,外围是被日军牢牢控制的海面,按理讲很容易一举吞下。但真正踏上那片土地,他们才发现走错剧本。八成以上山地,海岸距内陆一百公里不到,可海拔却瞬间蹿到千米。坦克炮口抬不起仰角,山道狭窄又湿滑,排尾的汽车得空挡滑行,炮弹搬运全靠肩扛。
当地民风也让日军吃尽苦头。福建沿海居民自明清时期就和倭寇周旋,村村都有民团传统。抗战爆发后,闽中游击纵队、闽北支队遍布各县,几乎实现“脚不出门就能遇伏击”的局面。有意思的是,日本宪兵无奈给福州司令部发电:“山林伏击、夜袭爆破,非正规编制亦顽强,难料走向。”字里行间透着郁闷。
当然,福州、厦门终究被占过。原因在制海权。日本第十一航空舰队常年停靠台湾基隆与马公,飞机来回不过半小时。控制沿海据点既能封锁海运,也方便掠夺物资。为了筹措军费,他们放纵浪人集团大搞鸦片、假币、走私。福州“黑龙会”一年获利折合白银数百万两,全部汇往东京军需部。福建人把这种经济掠夺称作“软刀子割肉”,比枪炮更阴毒。
然而想把占领带向山区,难度直线上升。日军第十五师团曾计划沿闽江西进,在永安、三明设据点,再配合广东兵团北上合围浙赣线,却在戴云山脉栽了大跟头。连绵密林里游击队动若脱兔,前脚炸桥,后脚埋雷,刚修好的公路明早又被毁掉。补给线被折腾得瘫痪,再打下去,兵力分散、成本翻番,不符合“打到哪儿吃到哪儿”的原则,于是临时抽调部队改援南洋。
陕西和福建能保住基本盘,除了地形和民团,还离不开全国战局牵制。1941年底太平洋战事扩大,日本陆海军资源被虹吸到东南亚群岛,国内工业原料告急,他们更想稳拿有橡胶和石油的地带。华北、华中已成既得利益,西北高原与闽中山岭却是“高投入低产出”,于是成了被忽视的角落。
不过,忽视不代表安全。日机对延安投弹一百七十余次,对福州进行两轮大轰炸,平民伤亡惨重。抗战不是传奇,而是血肉筑起的防线。统计显示,在陕西、福建参战或牺牲的军民超过四十五万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是普通农夫、渔民、学徒。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力量,让两省未被全面踏破。
战争结束多年,再回到那个冬夜的灯光下,参谋们留下的灰色涂抹仍在旧地图上晕开。它说明,侵略者即便凶悍,也要面对山河、民心与战略现实的多重阻力。陕西黄土高原的崤函古道,福建山岭与深涧,都在无声地提醒后人:地势可险,但人心更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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