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44年秋，邺城的晨雾尚未散尽，高欢在府邸设宴。觥筹间，他对身旁的文士轻声嘱咐：“我后世的身名，可全系于卿之笔。”这一句看似随口的叮咛，却注定了《魏书》此后漫长而坎坷的命运，也把魏收推向了风口浪尖。
魏收生于507年，籍贯巨鹿郡下曲阳，年少时曾想从军，却在一次舞戟时被同伴嘲笑“虎臂无力”，他于是转身投向史书与策论。二十余岁便能一气呵成千言文，敏捷的笔锋在北魏末年的风雨飘摇里颇受关注。534年前后，孝武帝与高欢的角力激化，魏收洞悉朝局，托疾称病，躲过了陪葬的命运。东魏建立后，他投身高欢幕府，却迟迟难得重用。直到高澄属意，才把他送进史馆，专司国史编纂。
北朝旧俗，修史是立国大事。自崔浩、李彪以来，北魏就对史籍编纂倾注极大精力：有《国记》、有《国史》，又有《起居注》。资料如此丰沛，给了魏收挥洒的底气。天保二年，他着手撰写《魏书》，三年后完成十二本纪、九十八列传，再添二十卷志，合成一百三十卷，可谓蔚为大观。
然而新书甫出，讨伐之声蜂拥而至。北齐的公卿、士族、功臣、一时间联名攻讦，上千字的奏疏如雪片般飞向尚书省。有人气急败坏地冲到殿前拍案：“我祖上封邑三百户，何以只提一笔？”也有人指责魏氏“秽史”，谓其“掩善扬恶”。文宣帝高洋原本想替爱才的魏收撑腰，却被连番上奏搅得头疼不已，只好举办公开辩论。史馆堂上，面红耳赤的世家子与魏收激烈交锋，高洋干脆丢下一句“且听他们吵够”，作壁上观。激辩三日，结果是没结果——声音最大的并非为了史实，而是为了门第荣辱与家族利害。
这正触及《魏书》最大的死结：行文方式与门第利益的碰撞。魏收喜欢“合族立传”，二十余人编成一篇，无论富贵贫贱一并列入。对那些以家世自傲、指望祖宗光环换取爵位的门生故吏而言，这无异于釜底抽薪。降了身份、淡了勋望，官吏选补、田土分配、婚姻匹配都要受影响，难怪呼声震天。魏收的急性子又火上浇油，他怒斥质疑者“敢共魏收作色”，以致“仇怨日炽”。不说也罢，一说便是千年恶名。
真正的赃证在哪里？历来争议集中的“阳固传”“尔朱荣传”常被拿来指责。《北齐书》《北史》记载阳固因贪暴获罪，魏收却言其“甚有惠政”。可查《北史》后可知，此案多半是政敌罗织。至于尔朱荣，“比之韦彭”“若修德义之风”不过假设语气，河阴之难的血债与暴行，魏收原文并未删省。可惜后人口口相传，只记得一句赞言，忘了前后篇章的逆耳实录。
隋唐两朝的质疑，角度又变了。原因在于法统之争。北朝分东西魏，各称正统。魏收作为东魏、北齐之臣，自然奉东魏为嫡正；西魏、北周、隋唐却要证明自己承继的是“正朔”，于是对《魏书》里的一句“伪周”格外刺眼。隋文帝命魏澹重撰《魏书》，改易东、西魏的正当性排序；唐朝修国史时也犹豫再三，终究没推翻魏收本书，却在官方史论里把“党齐毁魏”的标签钉在他身上。从此，《魏书》几乎成了“歪史”的代名词。
但只要回到实证层面，这部书的分量难以抹杀。北魏三百年，资料散见各处，若无魏收搜罗、剪裁、编次，后世学者想必更难窥其全貌。唐人李延寿、孙氏父子在写《北史》《新唐书》时都大量汲取其文献，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也将《魏书》收入《史部》“史记类”。南宋刘攽批评魏收“好为异同”，却也承认“文采可观”；清代王鸣盛更直言，诋毁《魏书》者多从门户视角出发，“好货于党同”，未必尽合史道。
魏收本人到头来并未能逃脱政治命运。572年，他以六十六岁高龄辞世，身后淡薄，遗命简单：“葬事毕，勿烦人。”既无豪华椁室，也没过多陪葬，甚至连墓志都草草。可他的那支笔，却替北魏留下了最完整的一份档案；也正因如此，他挨骂的时间，比很多称帝称王的人还长。
骂声能否盖过史书价值？答案早在史料本身给出。翻开《魏书》，北魏的法制改革、孝文帝汉化、六镇之乱、河阴之血，脉络分明、人物生动。就算再挑剔，也难否认这部书的“可读”与“可信”。一千多年的争议，实则映照的是门第经济、政权合法性与史家立场的角力。拨去尘埃，只剩卷帙浩繁的史料静静摆在那里，任后人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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