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二月初，北京晨光微冷，一封自波恩拍来的电报递到中南海。电文只有一行要紧话：朱德副主席存放在我馆之九万五千余马克，请示如何处置。对于那时还在“过紧日子”的新中国来说，这笔折合人民币数十万元的外汇堪称巨额。
工作人员难免好奇——一位终生不与金钱亲近的老帅，缘何在远在欧洲的德国留下如此一大笔稿费？要解开谜团，得把时间拨回到二十二年前。
1936年冬，陕北高原寒风凛冽。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西安遇见周恩来后，决心亲赴延安一探究竟。一路磕磕绊绊，她以“战地护士”名义抵达宝塔山下。毛泽东与朱德轮流接见这位性格倔强的女记者，谈话持续到凌晨，窑洞的煤油灯一直明亮。后来她回忆说：“那一夜，我决定把余生写给他们。”这句话后来印在她的笔记本封页。
史沫特莱对朱德的兴趣最为浓厚。青年朱德在德国留学，既会德语，又熟悉欧洲社会，这让她采访时几乎无须翻译。借着亲切的交谈，她听到了龙岩少年远赴滇黔的旧事，也听到了南昌起义后辗转千里的传奇。于是，她萌生写一部《朱德传》的念头。朱德笑着答应：“只要对中国革命有好处，你写吧。”
抗战爆发后，她随八路军辗转华北前线，既当记者也当医护志愿者。1940年因胃病恶化赴香港、再转美国治疗。恢复期间，她伏案撰写《中国的战歌》《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与时代》。版权费与稿酬先由美国出版社结算，后因二战爆发、金融管制及她本人被莫须有的“通共”指控而无法直接汇往中国，辗转存入当时的西德银行账户。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病逝伦敦。弥留之际，她留下一纸手写遗嘱：“全部著作收入，归朱德同志及中国人民所有。”西方友人代她完成手续，将稿费移交中国驻德使馆保管。这便是电报中那笔九万五千零八点三马克的来历。
回到1958年。有人提议，把钱折成人民币交给朱老总，正好补贴家用。旁人心里清楚，他家并不宽裕：十几个亲友孩子在他膝下长大，单靠一份一级工资，月余四百多元，捉襟见肘。但熟悉朱德的人都明白，他向来把个人生活压到最低线。
朱德看过来电后，沉默片刻，提笔写下十三个字：“购世界最新自然冶金及化学书刊，速寄。”没有一句客套。他把电报递给秘书，自顾泡茶。后来大使馆遵嘱行动，用全文稿费扫荡了当时西欧最前沿的科技出版物，打包运回北京。清华、北大、科大物理所纷纷分到崭新的外文原版书，许多年轻科研人员第一次见到1950年代西方最前沿的固体物理、金属疲劳、合成材料专著。
有意思的是，那批图书在院校流转多年，封皮上的“德政保管”印章至今仍在。有位冶金专家曾说，自己攻读强韧钢课题时翻烂了几本书，“要没那批资料，我们的项目至少要晚点火好几年。”这话在学术年会上提起，台下掌声不绝。
朱德之所以如此决断，跟他一贯的金钱观分不开。早年在云南当旅长时，他薪金优渥，却大半用来周济苦力、购书办学；上井冈后，分到缴获的银元，他常常原封不动交回公用。建国后亦然。秘书曾劝他添置时髦洋装，他摇头：“布衣暖，菜根香。”
1976年6月，年届九十的朱德因感冒引发肺炎住进北京医院。病重之际，他把家人叫到床前：“我还有近两万块积蓄，算我最后一次交党费。”一句话轻描淡写，却把在场众人说得热泪盈眶。7月6日清晨，心脏停止跳动。这位自称“土八路”的老人留下的，除了那笔交公的存款，只剩满柜布满批注的马恩列斯和他年轻时写给康克清的家书。
试想一下，若是1958年那笔德意志马克回到朱家账本，他的生活或许宽裕许多；可他选择让知识先富，让国家先强。史沫特莱当年“全部归朱德将军”的遗嘱，兜兜转转，最终成了中国科技书架上的一排排外文精装。两位跨越国界的朋友，以这样朴素却响亮的方式完成了交接。
岁月已远，纸墨犹新。图书馆的藏书章与八宝山的墓碑静静对视，仿佛在替人们回答那个电报里的疑问：这笔钱，已经用在人们最需要的地方，答案无需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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