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9年4月，一份折子递进了紫禁城，把道光皇帝乐得找不着北。
这事儿听着确实长脸：两广总督徐广缙，没动一刀一枪，光靠嘴皮子就把那一帮嚷嚷着要进广州城的英国人给轰跑了。
皇上一高兴，大笔一挥，夸徐广缙办事漂亮，不仅赏了官衔，还赐了爵位。
广州城里更是炸了锅，老百姓又是搭牌楼又是做匾额，那架势，仿佛刚刚打了一场保家卫国的翻身仗。
这一年，大清上下都觉得自个儿腰杆挺直了。
可若是扒开这层热闹的表皮，往里头瞅，这简直就是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
洋人退让的那天，偏巧是西方的愚人节——4月1日。
等到七年后，英国人的开花炮弹在广州城头炸响，清朝那帮君臣才猛然惊醒：当年那场所谓的“大捷”，压根就是给自己埋了一颗拆不掉的雷。
这背后的弯弯绕，绝不是简单的外交过招，而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在碰上危机时，从上到下联手编织的一个天衣无缝的“骗局”。
咱不妨把这事儿掰开了揉碎了，看看在这个死循环里，大清的封疆大吏们到底是怎么做决断的。
先把日历翻回1844年，坐标福州。
这是第一道坎。
按《南京条约》的规定，福州开了埠，英国人就有权进城住。
当时的闽浙总督刘韵珂，遇上了一个烫手的山芋。
让洋人进城？
老百姓肯定不依，唾沫星子能把你淹死，骂你是汉奸，搞不好还得挨砖头。
不让进？
英国公使德庇时把话撂这儿了：领事馆要是还得憋在城外那个破庙里，那就是大清违约，大英帝国可不是吃素的。
刘韵珂心里有本明白账：真要违约，这就得开打。
浙东怎么丢的？
裕谦怎么死的？
他是亲眼见过鸦片战争惨状的人，心里透亮——大清打不赢。
于是，他琢磨出了一条“和稀泥”的路子：让。
但他这步让得极有分寸。
他和英国领事私下通了气：领事馆可以进城，租在乌石山积翠寺，但除了领事馆那几个人，其他洋鬼子一个都不许进。
这招“切香肠”其实挺高明，既给了洋人面子，又没把老百姓惹毛。
可偏偏有人不买这个账。
1850年，退休回乡的“大咖”林则徐回到了福州。
林则徐虽说退了，但在江湖上的地位那是杠杠的。
一听说英国人住进了神光寺（后来换租的地儿），老爷子气得胡子直翘。
他领着福州的士绅们闹了起来，非要把英国人撵出去不可。
这时候，换你是福建巡抚徐继畬，你咋整？
这头是拿着条约、随时准备掀桌子的英国人；那头是群情激奋的百姓，再加上一位连皇上都得给三分薄面的老领导。
徐继畬和刘韵珂选择了脑子清醒。
他俩甚至在给皇上的奏折里吐槽林则徐那帮人：为了眼前这点小事，不顾将来的大祸，简直是糊涂。
言下之意，你们倒是痛快了，真打起来谁去填命？
可惜啊，在大清官场的评分表里，“脑子清醒”通常就等于“软骨头”。
这场拉锯战的结果是：林则徐赢了名声，刘韵珂称病回家养老，徐继畬后来被人弹劾，丢了乌纱帽。
这事儿给大清官场传递了一个要命的信号：谁想搞务实外交，谁就没有好下场；谁对外咋咋呼呼，谁就是大忠臣。
这就给后来的广州乱局埋下了祸根。
镜头切到广州。
这儿的“入城”问题，比福州更让人头大。
前任耆英是个“太极宗师”。
洋人要进城，他推说“百姓太野，怕伤了你们”，这一拖就是两年；洋人急眼了要打舟山，他又忽悠说“再过两年肯定让你们进”。
两年限期一到，耆英脚底抹油，溜回北京享福去了。
烂摊子留给了接任的徐广缙。
不然，我就直接北上天津，找你们皇帝说道说道。
徐广缙现在的处境，那叫一个前狼后虎。
履约放洋人进来？
广州民风彪悍，肯定得炸窝，自己这官也别想当了。
拒绝？
英国人真要捅到皇帝那儿去，自己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咋办？
徐广缙把心一横，干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儿：造假。
他赌了两把大的。
第一把，赌英国人是虚张声势。
他看准了英国这时候正忙着处理欧洲的大革命和印度那摊子烂事，根本腾不出手来，说去天津那是吓唬人。
第二把，赌皇上不知情。
他在给洋人的照会里，直接引用了一道道光皇帝的“圣旨”，大意是：中国不能为了顺着洋人，就违背老百姓的意思。
可这道“圣旨”，纯粹是徐广缙自己瞎编的。
为了救急，封疆大吏居然敢伪造圣旨，这放哪个朝代都是要掉脑袋的罪。
但徐广缙算准了：只要把洋人唬住，这不仅不是罪，反而是天大的功劳。
结果，让他给蒙对了。
英国人一看清朝居然祭出了“民意”这面大旗，加上确实不想立马翻脸，就发了个声明说入城这事儿“暂时搁置”。
注意了，洋人说的是“暂时搁置”，可徐广缙报给北京的却是“永不再提”。
这就是1849年那场所谓的“大胜”。
道光乐开了花，徐广缙升了官，百姓敲锣打鼓。
大伙儿都以为，洋人是怕了咱们这一套。
可这药的副作用，简直是剧毒。
对英国人来说，这不仅是利益受损，更是脸面扫地。
被中国人用“愚人节玩笑”耍了一通，大英帝国的信誉成了废纸。
英国外相巴麦尊气得脸都绿了，放话对付这种政府，“每隔个八年十年就得揍它一顿”。
对清朝君臣来说，这产生了一种严重的幻觉：原来洋人就是纸老虎，只要发动群众，只要硬顶，他们就得认怂。
这种幻觉，最后把下一个人——叶名琛，坑得底裤都不剩。
1852年，徐广缙去跟太平天国死磕了，叶名琛接手两广总督。
这会儿的局面，已经是个死结。
英国人学乖了，不再光盯着“进城”，而是要求“修约”。
他们想进京派驻使节，想去长江做生意，想把贸易摊子铺大。
叶名琛继承了徐广缙的套路，但他把“不搭理”战术玩到了极致。
美国公使要在广州见面？
没空。
英国公使要谈修约？
不理。
法国公使发照会？
不回。
叶名琛的逻辑那是相当闭环：我是地方官，修约是国家大事，我哪有权谈？
你们要谈找皇上去，可皇上又发话了，外交这摊子事归两广总督管。
这是一个完美的死循环。
英、美、法三国的公使就像皮球一样，在广州、上海、天津之间被踢来踢去。
1854年，三国代表跑到天津告状，咸丰皇帝只派了两个芝麻官去敷衍，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回广州找叶名琛去。
回到广州，叶名琛继续玩失踪。
这时候，洋人的想法变了。
如果说1849年他们还想着靠嘴皮子解决问题，那到了1856年，他们已经认定：除非把刀架在清政府的脖子上，否则这事儿永远没个头。
叶名琛之所以敢这么硬，是因为他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一来，他觉得徐广缙当年靠“民意”赢了一把，自己手底下有十万团练，怕个球？
二来，他搞到了情报，英法联军正在克里米亚跟俄国人干仗，哪有闲工夫来打中国？
不得不说，叶名琛是个聪明人，但他算错了一个时间差。
1856年，克里米亚那边的仗打完了。
英法联军腾出手来了。
这时候，只需要一点火星子。
火星子很快就来了，而且一来就是俩。
一个在广西西林。
法国神父马赖违规溜进内地传教，被知县张鸣凤给宰了（也有一种说法是被百姓打死的）。
这给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开战的借口：“必须为传教士讨还血债。”
另一个在广州珠江。
一艘早前在香港注册的商船“亚罗号”被广东水师扣了，双方为了到底有没有“扯下英国国旗”吵翻了天。
英国领事巴夏礼借题发挥，要道歉、要放人。
叶名琛虽说把人放了，但咬死不道歉。
要是搁在前几年，这顶多就是一场口水仗。
但在1856年，这就是开战的号角。
英国公使包令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不满足要求，英国海军就要开练。
他说的动手，可不光是为了亚罗号，而是要把过去这十几年攒下的旧账——进城、修约、被当皮球踢的怨气——一次性算个总账。
1856年10月23日，英国人的炮弹砸向了广州。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了。
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你会发现一个让人窒息的现象。
从道光到咸丰，从刘韵珂到徐广缙再到叶名琛，每个人似乎都在做一个“局部最优解”的决定。
刘韵珂为了躲避战火，搞折中；林则徐为了民族气节，搞硬顶；徐广缙为了保乌纱帽，搞忽悠；叶名琛为了守住防线，搞拖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每步棋在当时看来好像都能混过关。
徐广缙把洋人骗走了，当时算不算赢？
算。
叶名琛把公使踢走了，当时爽不爽？
爽。
可他们都忘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在国际交往中，躲着问题走，永远不等于把问题解决了。
清廷以为靠着“民意可用”和“天朝面子”，就能把西方列强挡在门外。
他们甚至把每一次对方暂时的忍让，都当成了自己的胜利。
殊不知，正如马士在《远东国际关系史》里说的那样：“从1842年起，战争就在锅里炖着了；过去的每一年，都在给这场注定要爆发的战争添柴火。”
所谓的“晚节不保”和“一劳永逸”，到头来都成了一个巨大的讽刺。
当咸丰皇帝还在紫禁城里为了“华夷之辨”那点礼仪沾沾自喜的时候，帝国的倒计时，其实早在那个敲锣打鼓庆祝胜利的愚人节，就已经嘀嗒作响了。
信息来源：
茅海建：《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
孙祥伟、王宁等：《神光寺事件再研究——以林、徐之争为视角的考察》，《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24年第4期
贾小叶：《理势之辨、战和之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卖国——以徐继畬为中心的考察》，《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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