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让我去催菜，外商却用方言喊我“老表”

那天下午，局办公室小刘推门进来，一脸神秘地压低声音：“老陈，明天有个重要外商要来，局长点名让你一起去吃饭。”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保温杯差点没拿稳。“让我去？饭局上不都是你们这些大学生的事儿吗？”

我在单位干了二十八年，从打字员干到档案室副主任，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当”——说白了，就是没什么存在感。中专学历在这栋大楼里跟文盲差不多，要不是当年退伍安置，加上肯干踏实，早被清退了。

小刘眨眨眼：“局长特意说的，说你有眼力见，会照顾场面。”他顿了顿，“不过……可能主要坐旁边帮着招呼招呼，你知道的。”

我知道。说白了，就是当个高级服务员。

第二天晚上七点，凯宾饭店牡丹厅。我提前半小时就到了，穿着唯一一套像样的西装，领带打得脖子发紧。包间里金碧辉煌，能坐下二十人的大圆桌中间摆着精致的鲜花，餐具在灯光下泛着冷光。

局长他们进来时，我正在检查菜单。李局长五十出头，今天特意穿了深蓝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旁边跟着三位副局长，还有办公室的几个年轻人。最后进来的是外商代表团——四男两女，清一色深色西装，气质和我们这边明显不同。

“这是史密斯先生，美国DL集团亚太区总裁。”李局长介绍那位领头的外商，五十多岁，高个子，金边眼镜后面是一双锐利的蓝眼睛。

握手，交换名片，寒暄。我站在靠门的位置，等所有人都落座了，才在最末位坐下。我的名片简单得可怜——“档案室副主任 陈建国”，连个手机号都没印，反正平时也没人找我。

开场白过后，菜陆续上来。李局长正用流利的英语介绍本地投资环境，史密斯先生频频点头，偶尔问几个问题。我们这边英语最好的副局长不时插话补充，气氛还算融洽。

我埋头吃菜，偶尔抬头时撞上对面一个年轻外商的目光。他大概三十出头，亚裔面孔，在清一色的白人中很显眼。他对我礼貌性地微笑了一下，我也点点头。

吃到一半，李局长突然转头，声音不高但足够清晰：“建国，去后厨看看主菜怎么还没上，催一下。”

桌上安静了一瞬。我感觉到几道目光落在我身上，有同情，有漠然，也有那么一丝不易察觉的优越感。坐在我旁边的办公室小王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膊，小声说：“陈主任，我去吧？”

“没事，我去。”我站起身，脸上挂着习惯性的微笑。

走出包间，空调的冷气瞬间被走廊的闷热取代。我听见门在身后关上，隐约还能听到李局长继续用英语说：“……我们继续，刚才说到税收优惠政策……”

后厨忙得热火朝天，主厨满脑门汗珠：“马上马上，清蒸石斑还差两分钟！”

“不急，客人就是问问。”我摆摆手，靠在厨房外的走廊墙上。

口袋里震动了一下，是老伴发来的微信：“几点回来？给你留了汤。”

“快了。”我回复，然后盯着那个“快了”，自己都觉得没底气。

五十八岁，离退休还有两年。儿子在广州成了家，一年回来一次。老伴去年退了，天天催我早点内退，“陪我去旅游，趁还走得动”。可我不敢，档案室这活儿清闲，工资不高但稳定，我这学历这年纪，退了还能干什么？

“先生，需要帮忙吗？”一个声音突然用英语问道。

我抬头，是饭桌上那个亚裔面孔的年轻外商。他不知什么时候也出来了，站在不远处，手里拿着手机。

“不用不用，菜马上就好。”我用蹩脚的英语回答，脸上有点烧。

他走近了几步，突然换了一种语言：“你是江西人？”

我愣住了。那是地道的赣南口音，软中带硬，和我老家县城的话有八九分相似。

“你……你怎么会说……”

“我母亲是赣州人。”他笑了，这次是真诚的，眼角有细纹，“我小时候在外婆家住过几年。”他顿了顿，改用方言：“恰了饭冇？”（吃饭了吗？）

这句话太家常了，家常到我鼻子突然一酸。在这个金碧辉煌的酒店，在一群西装革履的人群中，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锁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某扇门。

“恰了恰了。”我下意识地用方言回答，说完才觉得不妥，“不好意思，我……”

“没关系。”他又切换回英语，但眼神温和了许多，“刚才在桌上，我看到你的名牌了。陈建国，对吧？我是David，中文名张明宇。DL集团战略投资部。”

我机械地和他握手。他的手很有力。

“你在档案室工作？”他问，“我注意到你们局长让你出来催菜。”

这话说得委婉，但我听懂了。脸上又开始发烫，我含糊道：“就是……帮帮忙。”

石斑鱼终于出来了，服务员推着餐车走过。张明宇看了一眼，没动，反而压低声音问：“你对本地工业园区的历史了解吗？特别是90年代初那批老厂。”

这问题问得我措手不及。但巧的是，这恰恰是我最熟悉的领域——我在档案室整理过全市所有老企业的档案，特别是那些已经消失的厂子。

“了解一些。”我说，“原来城东那片工业区，最早是纺织厂、农机厂，90年代改制后大部分倒闭了，地皮后来被重新规划。”

“纺织厂是1998年倒闭的？”

“不，1997年10月。”我脱口而出，“我整理过清算档案，最后一次发工资是1997年9月30日。”

张明宇的眼睛亮了一下。他从西装内袋掏出一个小本子：“那农机厂呢？他们的设备后来去哪了？”

接下来的五分钟，我在酒店走廊里，对这个年轻的外商讲了整整五年都没人问过的事情。那些发黄的档案，那些手写的账本，那些破产清算的名单，我以为这些记忆只会跟着我进退休办，最后消失在故纸堆里。

“你知道得这么详细。”张明宇合上本子，若有所思，“我们团队调研了两个月，有些细节一直没搞清楚。特别是当年那批老厂的技术工人去向，这对我们评估这里的产业基础很重要。”

我正想说什么，包间门开了，小王探出头：“陈主任，菜……”

他看见我和张明宇站在一起，愣了一下。

“我们正聊到本地工业历史。”张明宇自然地接过话，用的是英语，“陈先生的知识很丰富。”

回到饭桌上，气氛有些微妙。主菜上来了，李局长继续主导谈话，但张明宇时不时会转向我，用英语问一些具体的历史细节。我英语不好，只能结结巴巴地回答，旁边的副局长帮忙翻译。

但每次涉及到具体年份、具体数据时，我会先用中文准确说出，然后才等翻译。几次下来，连史密斯先生也注意到了，他通过翻译问：“陈先生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二十八年。”我说。

桌上安静了一瞬。李局长轻咳一声：“建国是我们单位的老人了，对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熟悉。”

后半场饭局，我依然是最沉默的那个，但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我不再是单纯地埋头吃菜，偶尔抬头时，会和张明宇的目光对上，他会对我微微点头。

散场时，张明宇特意走到我面前，用英语说了句“很高兴认识你”，但握手时，他用轻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了句方言：“多谢老表。”（谢谢老乡）

回去的车上，李局长坐在副驾驶，突然回头问：“建国，你跟那个张明宇之前认识？”

“不认识，今天第一次见。”

“他好像对你挺感兴趣。”局长的语气听不出情绪，“都聊什么了？”

“就是一些老厂的历史，我正好整理过那些档案。”

“嗯。”局长转回头去，“以后这种场合，注意点分寸。”

车窗外，城市的灯火流淌而过。我靠在后座上，突然想起张明宇最后那个眼神——不是同情，不是好奇，而是一种尊重，对一个掌握着他需要信息的人的尊重。

到家已经十点多了，老伴还在等我。

“怎么这么晚？”她接过我的西装，“哟，这衣服都皱了，吃饭就吃饭，怎么跟打仗似的。”

我把领带扯松，突然说：“今天有人跟我说方言了。”

“谁啊？”

“一个外商，中美混血，会说赣南话。”

老伴笑了：“稀奇。然后呢？”

“然后……”我坐在沙发上，看着电视里重播的新闻，“然后我发现，我那些档案没白整理。”

老伴不明所以，摇摇头去厨房热汤了。我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在单位大群里看到小刘发的照片——饭局合影。我站在最边上，半个身子都快出框了。

但我第一次注意到，在那张照片里，我的腰板挺得比平时直。

三天后，局里召开专题会，研究DL集团的投资意向。我本来没资格参加，但会前半小时，小刘匆匆跑进档案室：“陈主任，局长让你也去开会，带上97年到2000年工业企业改制档案的目录和摘要。”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李局长看到我，点点头示意我坐下。张明宇也在，他对我笑了笑。

会议开始后，我才知道DL集团计划在这里建一个高端制造基地，但对本地产业工人基础有顾虑。张明宇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关于当年老厂的技术传承、熟练工人的年龄结构和再培训潜力。

几个年轻科长回答得磕磕绊绊，数据都是“大概”“可能”。

李局长的眉头越皱越紧。

这时，张明宇突然转向我：“陈先生，根据您的了解，当年纺织厂的高级技工，如果现在还在本地，年龄大概在什么区间？”

全场的目光聚焦过来。我深吸一口气，翻开带来的文件夹。

“根据1997年档案记录，纺织厂三级以上技工共87人，平均年龄42岁。按此推算，现在应该在63到65岁之间。”我顿了顿，“但他们的徒弟很多还在本地工作，2005年工业园区普查时，有登记过的纺织机械操作员大约300人，现在应该在40到55岁之间。”

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声。

“这些数据可靠吗？”一位副局长问。

“档案室有原始记录。”我说，“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复印件。”

李局长看了我一眼，然后对张明宇说：“我们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资料。”

会议结束后，张明宇特意走到我面前：“陈先生，您帮了大忙。那些档案数据对我们很重要。”

这次他用的是中文，虽然带点口音，但很清晰。

“应该的。”我说。

他递过来一张名片：“如果方便的话，后续可能还需要请教您一些问题。”

我接过名片，光洁的卡纸上印着中英文对照的名字和头衔。我口袋里也有一盒名片，印了三年，还没发完一半。

“我没有……”我有些窘迫。

“没关系。”他笑了，“我有您单位的电话。”

走到门口时，李局长叫住我：“建国，以后DL集团的相关对接，你也参与一下。把档案里有用的资料整理整理。”

“好的局长。”

那天下午，我回到档案室。夕阳从高高的窗户斜射进来，照在一排排铁皮档案柜上，灰尘在光柱里缓缓飞舞。我打开最里面的那个柜子，抽出厚厚一摞装订好的册子——那是我的手写目录，从1990年到2010年，每年一本。

指腹抚过泛黄的纸页，我忽然想起二十八年前刚来单位的样子。那时我二十六岁，退伍兵，被安排到档案室当管理员。老主任退休前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啊，档案工作清苦，但每份材料都有它的价值，就像每个人一样。”

我当时没太懂，只是觉得这份工作稳定，适合我这种不善交际的人。

现在，五十八岁的我站在这里，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那些“价值”——不是晋升，不是表彰，而是当有人需要时，我能从这一排排沉默的柜子里，准确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儿子发来的消息：“爸，下周末我回家，带您和妈去吃新开的粤菜馆。”

我回复：“好，但别太贵。”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最近单位有点忙，可能要晚点才能下班。”

发完这条信息，我打开电脑，新建了一个文件夹，命名为“DL集团对接资料”。窗外，城市的暮色正在降临，而我知道，明天早上八点，我会准时推开这扇门，像过去二十八年一样。

只是这一次，我的脚步会有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