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的拂晓，渭河上空仍罩着料峭春寒。西北野战军司令部灯火通明，地图摊得老大，彭德怀用烟斗柄在宝鸡一线重重敲了几下，话音低沉：“粮食在那里。”这句话，既像命令，也像无奈的叹息——大后方的仓廪已空，野战军再不南进，就只能勒紧裤腰带了。
西北野战军此时已有五个纵队七万多众，人多枪多，胃口更大。陕北的高原瘠土供不起这么多张嘴，围洛川又久攻未下。拖下去，弹药米面两头缺，士气也会泄气。调兵他线？中共中央给不出，华北、东北都在鏖战。怎么办？唯有就地找吃的。地图上，宝鸡堆着的粮秣，如同深夜里的一盏灯，勾得人心里发烫。
可不是人人都眼热得失去警惕。副司令赵寿山，出身旧陕军，行伍生涯三十多年，洞悉西北山区的险恶，也熟知胡宗南与“马家军”暗潮汹涌的心思。他直言不讳：“离根据地太远，胡、马夹击，后果难料。”会议室里，他那句“不要陷得太深”说得不高，却让不少纵队长悄悄点头。
彭德怀还是拍了板，理由很硬——不去，就断炊。可他做了一个让步：宝鸡不是死命要拿，先诱裴昌会出援，条件合适再动。同时写进作战命令的，是那两个字：相机。意思清楚，机会不对就收手。
急迫感却一步步攀升。洛川久围无果，士兵们每天掂量着粮袋子，越来越轻。对比之下，宝鸡城内的仓库像一块肥肉，弥漫着诱人的面香。野战部队里有人悄悄在账本上估算了：只要拿下城池，一年吃用不用愁。于是，“相机”二字，在行军路上被演变成“必取”。
有意思的是，胡宗南和马家军表面不睦，却在宝鸡利益上心照不宣。那里不仅是中央军的后勤枢纽，也是青海、宁夏马家军接受南京补给的中转站。赵寿山担心的“胡、马合兵”并非虚惊，却被乐观情绪湮没。西野内部对敌反应速度估计过于乐观，认为裴昌会这位“慢半拍司令”仍会磨蹭，而马家军懒得替胡宗南卖命。
四月二十四日，西野一、二纵已抵宝鸡城下，四纵、六纵完成三面合围。彭德怀在马家山前线指挥所踱步，望着城头炊烟犹豫再三。副参谋长李卓然低声提醒：“粮弹确是短缺，但胡、马那边动向不明。”彭总一击烟灰，沉声回道：“再迟，弟兄们肚子就得唱空城计了。”当天夜里，攻城命令电令千山：二十小时内破城、转运、撤出。
首日进展顺利，守敌第十七师抵挡不住，外城已见火光。然而，危险正从两侧扑来。马继援的整八十二师趁夜奔袭，裴昌会四个整编师也加速西进。黎明时分，王世泰的四纵阵地被钢炮撕开裂口。无线电里，突然出现一阵空白——四纵失联，随后传来风翔方向敌军突进的急报。
指挥所里，彭德怀眉头紧锁。侦察参谋报告：“敌装甲车已出麟游，估计今晚抵风翔。”沉默几秒后，彭总拍案：“二纵独四、独六和六纵新四，顶到风翔！其余部队放下带不走的东西，只留炸药！”一句“炸”，说得干脆，却割得人心疼——半天前还垂涎三尺的辎重，此刻成了累赘。
四月二十八日夜，渭河北岸火光冲天，汽油浇上弹药箱，轰鸣声此起彼伏。烟尘里，野战军主力轻装北突。对话声短促：“兄弟，跟紧队伍！”“掉队就完！”雨点般的机枪弹割破夜色，指战员们一边奔跑一边回射。六纵在西北方向死死缠住马家军骑兵，战至弹尽才边打边撤，伤亡惨烈。
四纵的责任集中爆发在追责会上。五月初，佳县窑洞中，彭德怀把驳壳枪重重拍到桌面，枪尾磕石头，火星迸溅。王世泰歪着脖子仍喊冤：“阵地已破，再守也是牺牲！”语气里带着不服气。气氛几乎凝固，连茶水都不敢咽声。好在赵寿山劝了一句：“部队安全撤回是大局。”才让会议继续。
冷静复盘后，西府之败暴露三层问题。其一，战略判断，低估胡、马对宝鸡的共同利益，致使诱援变成自陷险境。其二，战术纪律，四纵撤防未报告，使友军措手不及。其三，后勤饥迫，逼得司令部用进攻替仓库，决心里掺杂了生死所系的补给焦虑。
王世泰固有过，但若无先前的情报短板与补给压力，阵地再稳也得换位置。野战军在渭水之南进退维艰，两万多条命付出代价，才换来完整的主力骨干，为日后陇东、扶眉再战积攒了经验。教训写在作战条令里，也刻在老兵的伤疤上：粮秣、敌情、联动，一步松懈，满盘皆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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