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春，南京下了场冷雨。雨丝飘到玄武湖面，荡起细小的涟漪，也搅动了王平心里的沉闷。对这位出生于一九一零年的开国中将来说，六十四岁的年纪本该含饴弄孙，可三年多的“半自由”生活，使他的眉宇总笼着阴影。

南京军事学院一九六九年撤并，是王平命运拐弯的起点。那年，他被要求“隔离反省”，离开了熟悉的讲台。自认一身功劳，忽而落入寂寥，王平形容自己像“退潮后搁浅的船”，动弹不得。五年过去，组织对他的调查虽未彻底翻案，却也没再深追，他被允许在家居住，但出城要报批。

一九七二年冬天，家门终于打开。王平获准回家，亲人团团围上来，只剩泪水相见。自由，却有限制：不许公开露面，不许离宁，如需外出须层层请示。相比此前的隔离，这算解脱，但对一辈子戎马倥偬的他而言，依旧如临笼。

时间进到一九七三年。报纸上不断刊出“老同志复出”的消息，王平心急如焚。靠女儿辗转递信，他向叶剑英请求复查。应允是应允，可进京后足足住了三月，没有结果。北京的春天漫长，他终究带着惆怅回到南京。

就在这时，新的变量出现。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丁盛从广州调任南京军区司令、第三书记。丁盛和王平渊源颇深：一九三五年娄山关，丁盛任红三团连指导员，团政委正是王平；到抗美援朝，王平出任二十兵团政委，丁盛指挥第五十四军，仍旧上下排列。旧情难忘，丁盛到任不久便主动登门。

那天傍晚，铁门吱呀一响，王平正拄着拐杖站在院中。见来人，他愣了两秒，旋即大步迎上。“老首长，我来看您了！”丁盛一句话，让院里暖意顿生。两人寒暄不过几句，王平已湿了眼眶。这一短促的相逢，却释放出清晰信号：军区不再回避王平。

丁盛说话向来直，“您想去栖霞寺转转，就去；想见朋友，报备一声就成。”一句话，桎梏松动。自此，王平可以进出军区招待所，也能偶尔到老部下家里叙旧。经济待遇恢复、警卫相随，连家里的老式收音机都重新响起京剧选段。对一个久遭冷落的老将领来讲，这已是重大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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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军区两位挂名书记当时一个在北京中央工作，一个忙于地方事务，真正说了算的，就是丁盛。外界传言他“顶风作案”大胆扶旧上司，其实也无外乎一句“知遇”二字。军旅情谊，常常决定了命运的走向。

一九七五年一月，中央宣布召开第四届全国人大。总政突然来电：“王平同志即刻进京报到。”军区在忙代表名额的最后确认。丁盛也要赴会，他主动邀请王平同机北上。然而起飞前十小时，值机表上赫然取消了王平的名字。军区办公室匆匆来电：“航班座位紧张，请王老自行安排。”局促间，王平只得改乘当晚的铁路快车。

这番变卦在当事人心里留下疑团。列车咣当驶入夜色，他反复琢磨：丁盛为何突然“转向”？车厢里，他对随行警卫低声自问：“是不是我让老丁为难了？”这一句疑窦，没人能答。到北京西站，早有总政干部迎接，连夜护送他到国务院小礼堂备会，禁止外人接触。

会后，王平才知道，自己被列为补选代表的决定很晚才拍板，名额与机位都要避嫌平衡。丁盛身为南京军区“一把手”，在气氛敏感的当口，对昔日老首长表现过多亲近，难免引人猜测。选择在公开场合“保持距离”，既是自保，也是保护王平。道理并不复杂，却只能私下揣测。

会议结束，王平未被安排新的岗位，但政治标签已悄然改变。他又返回南京，活动范围更宽。丁盛暗中叮嘱后勤：“王政委的医药费一律从军区报销。”表面上无声，实则关照有加。只是两人往来明显低调，逢年过节，往往以书信互致问候，再无昔日把酒言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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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评价，丁盛“先拉一把，再往后退一步”，看似矛盾，却是那个年代不少军队干部的生存智慧。彼时中央运动尚未彻底落幕，任何“圈子”嫌疑都可能激起风浪。对丁盛而言，前期主动改善王平处境，是道义；关键时刻拉开距离，则是自保。

遗憾的是，王平复职的正式命令直到文革结束后才下达。他最终被安排为总后顾问委员，军衔、待遇悉数恢复，可惜已近古稀，难再施展。对他个人，这几年曲折留下了深刻烙印；对研究者，这段“进与退”的细节，映照了特殊年代里军中人情与政治博弈的微妙。

小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历史现场的复杂性远超想象：同样一句问候，今日可视作温情，当年或被视作“结帮”；一次航班临时改签，外人看似冷漠，实际或许是避开明枪暗箭的无奈。王平与丁盛的关系因此显得层次分明——情谊在，更要避嫌，这正是当时不少老同志必须习得的生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