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达皆由命，何劳发叹声。
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
冬去冰须泮，春来草自生。
请君观此理，天道甚分明。”
这首诗颇具儒道释合一的意境，其中“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两句更有明显的禅意，初见此诗我还以为是禅宗偈语，殊不知这是五代十国时期“五朝宰相”冯道的一首诗——《天道》。冯道（882年-954年），字可道，自号长乐老，名字里离不开一个“道”字，写出《天道》一诗可谓名符其实。
冯道在礼崩乐坏、秩序摧灭的五代十国乱局中，先后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个朝代担任宰相，并在石敬塘的后晋被契丹灭亡后短暂称臣于契丹（辽国），历经十位皇帝，故又被称为“十朝元老”。
冯道作为当时的文臣之首，其履职施政的过程几乎贯穿整个五代，在变乱交织的时局中始终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深刻影响着时局的发展。但问题是他历侍“十君”，是五个不同政权的君主，尤其还短暂向辽国皇帝耶律德光称臣，后世对其评价也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人们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但这个镜子绝不仅仅是一个平面镜，它还是一个多面镜、一个透视镜。从“立功立德立言”的“君子三立”标准来看，冯道饱受后人诟病的是“立德”，在“立功”、“立言”上，后世之人少有非议。
冯道有卓越的政治才能和务实作风。从后唐时起李存勖父子就十分倚重冯道，在随后的时间里，不管是何方势力入主中原，要想尽快地安定秩序、理顺政务、平衡各方，都离不开冯道。冯道从不染指军权，从不参与宫廷争斗，从不贪得无厌，保持中立中和，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但教方寸无诸恶，狼虎丛中也立身”。所以他在朝堂之上便有了底气，曾多次成功劝谏君主，以民生为本，避免不必要的战乱，深受多位皇帝信任。
冯道曾短暂称臣于契丹最受后世非议，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契丹皇帝耶律德光并非中国之君。但正是在这种非常时期，冯道的务实风格、为民情怀和政治智慧展露无疑。按《旧五代史》记载，耶律德光在开封称帝后，改开封为汴州，允许契丹部队在本地征粮，纵容士兵大肆虏掠、奸淫和屠杀，特别是耶律德光手下大将张彦泽，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这种惨无人道的兽行有一个形象的称谓叫“打草谷”。可以想像当时的东京汴梁和一千多年后的南京大屠杀有得一比。很快中原汉人忍无可忍，纷纷奋起反抗，契丹的残暴统治难以为继。大概耶律德光感觉到来自于中原百姓的压力，先是杀掉了张彦泽，后又问计于冯道：如何才能拯救天下百姓？冯道答道：“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在恰当时机的恰当进言，对耶律德光有所触动，耶律德光停止了杀戮，中原百姓的劫难得以缓解。
在中原人民的反抗下，加上不适应气侯的变化，进驻开封不足半年的耶律德光无奈北撤，但同时掳走了众多的官吏（包括冯道），女官、宦官、手工业者和学者，以及包括图书、礼乐器等在内的大批传世文物，还有大量金银财宝。也许因作恶太多，行至河北栾城，耶律德光便一命呜呼了。契丹各方势力纷纷赶回大本营争夺皇位，只留下部分兵力负责善后，营中汉人势力奋起反抗，赶跑了契丹士兵。冯道等人在各处安抚兵民，特别是对女官、女眷，只要还有归处，冯道自己拿钱悉数打发她们回家。当时众人都希望冯道能够出任节度使，但冯道却拒绝道：“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宜择诸将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八七）。
冯道还值得说道的一点就是对儒家典籍的保护。儒家经典到南宋时定型为《十三经》，唐代时只有《九经》，刻石于学官，用以取士。但历史上首次由官方大规模印刷《九经》套书，却是冯道完成的。冯道于后唐长兴三年（932年）奏请唐明宗，以唐代开成石经为底本，雕印儒家《九经》，于当年开始印行。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年）《九经》全部刻印完成，前后历时二十二年，历经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五个王朝，没有冯道的主持，这项“继绝学”的浩繁文化工程是断无可能完成的。
冯道954年病逝，享年73岁，得以善终。周世宗柴荣辍朝三日，追赠尚书令，谥文懿，并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
六年后，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皇袍加身，建立宋朝。可惜冯道没能等到赵宋王朝定鼎中原、终结乱世的那一天。
如何评价冯道的一生？由薛居正主编、成书于北宋开宝六年（973年）的《旧五代史》记录了当时人们的评论：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阴报昭感，多此类也。这是对冯道一生的善行与公义的肯定。《旧五代史》还有更高的评价：“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体。”
但是，到了欧阳修主编、成书于北宋皇佑五年（1053年）的《新五代史》和后来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成书于北宋宋元七年即1084年），却画风突变。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将冯道列入《杂传》文臣之首，“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无廉耻者矣！”，把冯道看作无耻之徒了。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的就更难听了。司马光说：“为臣不忠，虽复才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司马光指责冯道有小善而行大恶，是个伪君子、两面人。
当然，除了这两部正史外，与司马光同一时期的名人也有持不同观点的。如苏轼和王安石都认为冯道是“乱世菩萨”，“能屈身以安人，如诸菩萨之行”。此二人虽在改革问题上针锋相对，却在对冯道的评价上出奇的一致，与欧阳修、司马光完全不一样。难道“程朱理学”与个“陆王心学”在此时已现分野了？
有人猜想朱熹会如何评价冯道，其实不用猜，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那套理学价值观，肯定与欧阳修、司马光是一样的。
猜想一下王阳明会如何评价冯道也许更有意义。由王阳明在明朝大事件——“大礼仪”之争中的态度就知道王阳明会如何看待冯道了。明朝最敢玩乐的皇帝正德皇帝朱厚照把自己玩死后，身后无子，内阁首辅杨廷和力主由兴献王之子朱厚熜继皇帝位，是为嘉靖帝。作为嗣子，要改认堂伯弘治帝（朱厚照之父）为父，而称生父兴献王为叔。但朱厚熜登基后，执意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睿宗，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大臣坚决反对。嘉靖一怒之下罢了杨廷和的官，处罚了上百名大臣，杨廷和之子、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大才子杨慎就是在那时被发配云南的。这一事件史称“大礼仪之争”，延续二十多年，几乎动摇了明朝国本。
“大礼仪之争”发生后，王阳明的弟子们都想听听老师的看法，纷纷要求王阳明表达态度。但出人意料的是，王阳明不仅自己三缄其口，而且还写信给弟子们要谨言慎行。难道王阳明因曾被发配龙场而害怕了？绝对不是。因为此时王阳明“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思想已趋于成熟，对人性善恶有更深刻的洞察。从心学角度看，“大礼仪”之争其实是人性、良知与封建道统的对抗，朱厚熜不因当皇帝就不认自己的亲爹了，这是人性使然，也是基本良知。如果一种制度与人性相对抗，与人的基本良知相背离，最终会失败的。
王阳明说：“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以此推论，在城头经常变幻大王旗的五代，内心恐惧、随波逐流是正常心态，气定神闲、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非一般人所能为，而冯道却做到了。冯道的“气定”来自于“心定”，有强大的内心才有立得主，而这种强大的内心绝不是营营苟苟的自私心，应该是传道于乱世、救民于水火的公心即良知良能，且这种良知良能不因中原易主而稍有懈怠。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但知行好事，莫要问前程”，“不管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这岂不是世间之大善？如果朱厚熜坚持认亲爹而对抗礼教制度是从良知出发的，那么冯道不因政更跌而坚守救民救世初心更是从良知出发的。事虽不同，但良知之心是一样的。
北宋以后，由于受“程朱理学”的洗脑，文人士大夫都成了花岗岩脑袋，把那一套纲常名教当作死的教条。还记得被称为“天下读书种子”的方孝儒吗，因拒不为朱棣起草即位诏书而被诛灭九族，其气节确实感天动地。但《荀子》有言，君子“从道不从君”，冯道便是典型。如果只是一味地“从君”，很有可背离天下大道。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似乎给了我们终极答案，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五代十国，易姓改号，政权更跌，也是历史必然，非一般文官武将能解决。但冯道在乱世之中坚持保护和弘扬儒家经典，始终顾念天下苍生，乱世无道，冯道有道，为华夏文脉传承做出了杰出贡献。
最后再摘录冯道的一首诗——《偶作》：
“莫为危时便怙神，
前程须有期缘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
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
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
狼虎丛中也立身。”
读这首诗，也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冯道，理解那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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