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延河水面泛着微光，十五岁的任远志第一次等来了父亲的车队。尘土散尽，她看见那个拄拐、戴黑框眼镜的中年人缓缓下车，正是母亲口中“穿长衫、留小胡子”的任弼时。她跑过去，却憋了半天才喊出“爹爹”两字，声音小得只有自己听见。任弼时微笑着弯腰，把女儿抱上吉普，车厢里顿时多了久违的亲情气息。朱德夫妇坐在前排，身子一转就笑着替小姑娘答应“诶——”，场面既温暖又略带尴尬。
从表面看，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父女团聚，但回头想想，要等这一天，她用了整整十五年。1931年3月，上海法租界阴雨连绵，陈琮英挺着七个月的身孕送丈夫出发。任弼时临别留下一句“男孩女孩都叫远志”，他自己却连产房都来不及等。七天后，中央苏区急需干部，他必须动身。也正因此，父女第一次分离竟长达十五载。
这一年夏天，向忠发被捕叛变。陈琮英产后不到百天，抱着婴儿就被捕。审讯室昏暗，探照灯晃得人睁不开眼。敌人追问，她索性装疯卖傻。问急了，她狠狠在孩儿腿上拧一下，任远志哭得撕心裂肺，国民党审讯员被吵得头大，只得挥手：“家庭妇女，退堂！”半年营救后，母女走出监狱时，小腿上青一块紫一块。二十多年后，提及旧事，任远志还会笑着说：“这是我最早的‘参战伤’。”
苏区来电催人，陈琮英无法带女儿同行，只得把四个月大的远志送回湖南湘乡老家。奶奶年过五旬，靠一块菜地、一口水井撑起两个孩子的温饱。七岁那年，奶奶病逝，家里顶梁柱突然消失。挑水、浇粪、种菜，一堆琐事全压在小小肩膀上。她在井台边打水，水桶拉不上来，干脆跪在井圈上用胳膊往外捞。十二岁那年出麻疹，高烧四十度，仍得给妹妹生火做饭。说起来轻巧，当年若不是隔壁王婆婆偶尔帮衬，孩子们可能熬不过那几个冬天。
1940年，任弼时受命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在克里姆林宫外写信回国，询问女儿近况。回复寥寥几句：生活尚可，孩子学会种菜。远志得知父母在漫长的战线上奔波，把苦水咽下，没再提过困难。那种倔强，多少是家风使然。
随着抗战胜利在望，陈琮英终于把大女儿接到延安。刚到窑洞，任远志被分到延安中学，伙食标准“大灶”，粗小米配羊杂汤。南方孩子吃不惯，一口下去像嚼沙子。又冷又硬的小米饭，她总得灌几大口冷水才能咽下。病了没人接，也不准打特殊报告。同班刘允若端来一碗面糊糊，面粉疙瘩漂在水面，但那是一个月来唯一一顿细粮，远志照样吃得一滴不剩。
这段时间，她和父亲相处不到三十天，却留下许多趣事。一次傍晚散步，任远志拍着胸口说：“爸爸，我参加革命可早咧！”任弼时笑眯眯：“那你算哪一年参的？”“1931！”话音落下，任弼时摇头大笑：“那时你连路都不会走！”女儿不服气：“我陪妈妈坐过牢呢，算不算对敌斗争？”一句玩笑，把父亲逗得前仰后合。
1947年4月，胡宗南向延安大举进攻。中央决定西北转战，延安中学师生日行夜宿。缺乏照明，患夜盲症的任远志在黑夜里抓同学的背包角，靠一条白布条认路。一次行军过河，她踩空摔进水里，脚趾骨裂。校方借来毛驴，她却怕拖累同学，坚持拄木棍步行。到夜里，手套破，棍子断，脚肿得像馒头。最终，警卫员奉命把她接到王家湾，与父母短暂同住。窑洞里没多余铺位，只有一口存粮的炕洞。她和妹妹缩在里面，腿都伸不直。夜里想上厕所，却不敢大声喊人，结果憋得裤子湿透，只能凌晨悄悄洗干。
6月东渡黄河前，任远志捧着笔记本找毛泽东写字。老人家握笔片刻，落款“光明在前”，四字不多，却像一束灯火。任弼时接过笔，只写“好好学习”。两个题词，陪伴姑娘此后几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任远志考入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分到轻工业部当秘书，经手的公文常常厚如砖头，却从不让家里帮忙打招呼。之后调入军事博物馆，从基层做起，写展板，编年表，忙得灰头土脸。有人问她：“老部长的闺女，何必这么卖力？”她笑而不答，只在日记里写下一行字：父亲不在了，更要让人知他教诲。
1992年离休时，单位给她办了一个简单茶话会。她扫一眼桌上的点心，随口说：“比延安的煮黄米强多了。”众人听了都笑。那份淡然，其实源自幼时就养成的节俭和坚忍。
2021年1月13日，90岁高龄的任远志在北京去世。整理遗物时，亲属找到一本发黄的旧本子，首页还是那行稚嫩童字“1931年参加革命”。而紧跟其后的，是父亲端端正正的批注：孩子要说真话，世界才会更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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