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2月的长白山深处，日军军医用手术刀剖开一具穿着破旧棉衣的尸体，竟只翻出草根、棉絮与树皮。随后有人私下散布流言，说此人“饥饿难忍自尽”。这具尸体的主人，就是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

时针拨到1951年春，北京西郊一处民房里，公安人员迅速包围目标。木门被撞开后，一名戴金丝边眼镜的中年人被按在墙角。他叫刘其昌，潜伏多年的国民党军统特务，此刻正面色煞白。

戴着手铐的刘其昌被带上吉普车，他忽然扬声高喊：“我能立功！杨靖宇不是自杀，真凶在北京当官！”一句话掷地有声，车厢里的气氛骤然凝固。押解干警彼此对视，意识到这是条重量级线索。

消息火速传到华北军政委员会。审讯小组连夜提审刘其昌。为了活命，他供出一个名字：陈子平。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人正官居北京市某厅局副处长，风光体面，毫无嫌疑。调查令随即下达，情报人员对陈子平展开秘密监控。

要弄清真相，必须先回到杨靖宇的生命轨迹。1905年，杨靖宇出生在河南确山，父亲早逝，母亲靠缝纫养家。贫苦并没磨平他的锋芒，反而让那份“救国救民”的火苗越烧越旺。18岁那年，他第一次接触农民运动，从此把命运交给革命。

1926年，他已是确山农协的骨干，随后转为中共党员。土地革命的急风骤雨把他推上前线，他的脚印遍布豫鄂皖。一次次被捕、一次次严刑拷打，都未能让他低头。身边同志说他“嘴里蹦出的永远是下一步打算，没有一句求饶”。

“九一八”后，党中央派他赴东北。1932年冬，他在海龙、濛江、抚松建立游击根据地，两条军号一吹，“南满游击队”与“海龙游击队”便在林海雪原里钻进钻出。到1935年，抗联声势日炽，日伪特高课甚至把杨靖宇列为“东北第一要犯”。

然而，战场并非只有枪弹。1938年秋，抗联进入最艰难时刻，给养断绝，部队转战林海，只靠树皮、草籽维生。就在这最缺粮、最缺棉的冬夜，一把尖刀却来自背后。刀柄握在陈子平手里，他的原名叫程斌——杨靖宇最信任的参谋长。

程斌曾是贫苦矿工之子，跟随杨靖宇出生入死。日军抓住他的软肋，逮捕其母兄，威逼利诱。他先是交出暗语，又在1939年底组织内部清点粮秣时，故意制造恐慌，带走几十名动摇分队，直奔伪满宪兵队。彼时，杨靖宇尚未来得及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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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程斌投敌后并未被看作“降将”，而被当作“活地图”。他拿着自绘的游击区路线，对着沙盘标记伏击点。“只要围到砬子山西北角，他绝无可退。”这是程斌交给日军的计划。1940年2月23日拂晓，冰雪尚未消融，五千多日伪军张网合围。孤身断粮三昼夜的杨靖宇终因弹尽而倒在密林深处，时年仅35岁。

11年后的北京，陈子平被秘密传讯。审讯室里，灯泡白炽刺眼。他狡辩道：“我那是被迫无奈！”审讯员冷冷一句：“山河破碎，你却升官发财，谁被迫？”几句交锋，道尽人性软弱与大义的裂缝。面对铁证，他写下万言供词，自述“用情报换母命”，并承认参与诱杀杨靖宇的全过程。

1951年5月，华北军政委员会特别军事法庭开庭。曾经的“功臣”陈子平身披囚服，步入审判席。他的眼神飘忽，似在寻找旧日同僚的庇护，最终什么也没找到。宣判书朗声读出：死刑，立即执行。至此，关于杨靖宇“自杀说”的谣言被官方彻底否定。

细看这一连串跌宕曲折的事件，会发现敌人并不总是锋芒毕露的日军，还可能藏在雪洞中递刀的熟人。正因如此，抗联史册里才会一再写下“警惕内奸”四个沉重的字。遗憾的是，杨靖宇用生命交的这笔学费，竟如此惨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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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转再反转的真相，提醒后人：对信仰的背弃往往始于一次妥协；而对信仰的坚守，却需要用整个人生去换。杨靖宇最终把自己的名字刻进白山黑水，也把“忠诚”二字留在了后人的词典里。至于陈子平，这个选择背叛的人，最终只换得一纸判决和世人不屑。

历史不会忘记。1951年秋，东北各地为杨靖宇举行追悼活动。苍松掩映的靖宇陵园前，一位老兵擦着泪说：“司令放心，咱们打下的江山，再难，也有人守。”话语很轻，却像那年林海中的短促枪声，穿透风雪，久久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