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的里下河地区，寒潮卷着江风，参谋处临时搭起的油布棚里灯火微暗。“老刘，你盯着七师西侧的封锁沟，我去前沿。”一位青年参谋压低嗓门嘱咐道。被称作“老刘”的，正是时年四十二岁的刘先胜。那一夜，他带领测绘员蹚着没膝的湿地布设火力点，为苏中七战七捷写下不为人知的注脚。
刘先胜出身黄安，1930年红四方面军初建，他就在红四军当班长，枪膛响一声就跟着大部队北上。长征末尾，他在川陕陇交界的山谷里发高烧，被抬在担架上走完雪山草地。这段经历后来成了他常年病根。抗战时期，他进入新四军第一师，先任旅长后任师参谋长，与粟裕在浙东、皖南并肩作战，默契无需多言。
抗日胜利后，华中野战军组建，粟裕兼司令员，刘先胜自然而然成了参谋长。此时的华中部队兵强马壮，七战七捷名震江北，刘先胜的作战方案屡屡击中要害。有人说，他不爱多话，却把所有思考写在沙盘与地图上。
1947年1月，两支平行建制的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合流，新的华东野战军在鲁南小城莒县宣告成立。资历深厚的陈毅坐镇总司令兼政委，粟裕成为副司令员。班子里，陈士榘受命参谋长，而刘先胜改列副参谋长。这一步棋并不意外。陈士榘井冈山时代就当过参谋长，论资历与人脉都高出一截；再加上刘先胜年过四十，长征旧疾、枪伤、疟疾三管齐下，大伙儿心里都明白——他真需要喘口气。
莱芜、孟良崮相继打响。前线电台里热火朝天，却很少听到“刘参谋长”的呼号。他多数时间留在后方作战室，替粟裕分析兵力，绘制河川航渡草图，可终究缺了那股跟着一线部队翻山越岭的劲头。有人私下里议论：刘先胜这辆“老战马”歇得太早，可也有人反驳，“身体吃不消，硬撑只会耽误大事。”
1948年2月，中央军委下达新的战略构想：华野要分兵南渡，策应中原。筹划会议上，粟裕提出以华野第一、第四、第六纵编组第一兵团，他亲任司令员。参谋长人选成为焦点。粟裕说得干脆：“要打穿封锁线，参谋长得能跟我睡野地、趟冰河。老刘年纪大，身子骨不成了，张震来！”一句话定调。于是，原鲁中军区司令张震抱着一摞作战图卷进了司令部，自此进入粟裕的“内阁”。
张震与粟裕早有配合，天生就能接对方的节拍。东南渡江计划、鲁西南集结、沙土集攻防，他把各支纵队的行军线刻画得明白精准。有人用“纸上连珠炮”形容张震的作战地图：箭头密布却井然，时间标尺精确到小时。刘先胜在后方看到后，笑着摇头：年轻真好。这笑里既有欣慰，也藏着一丝淡淡的落寞。
苏北军区需要位重者坐镇，中央便调刘先胜任副司令员。相比一线，这里多的是清剿土顽、接管城防、培训地方武装的繁杂事务。刘先胜不争不抢，“地方也要人挑担子”，他说得轻描淡写。现实却是，重体力的野战生涯让他夜里常咳血，军医连开三帖补药都觉无力，只能劝其少熬夜。
1948年夏，粟裕与张震指挥豫东战役，一举围歼敌第十二兵团。8月济南攻坚前夜，张震奔走于各军之间，电令如雨。此时的刘先胜正守在扬州军区会议室，伏案审核民兵缴枪登记表。从地图上看，他距离主战场不过千里，却像退到另一条时空线。有人问他遗憾否？他摆摆手：“革命不是看谁枪响得亮，活下来的都得守阵地。”
1949年渡江战役打响，张震坐镇东线，调度第三、第十、第八纵破镇江、占丹徒；西线的老对手白崇禧被刘伯承牵制无暇东顾。粟裕在安庆江面给张震发电报：“江南大势已成，善后诸事，随你伸缩。”这一句“随你伸缩”显示粟裕的信任，也意味着参谋长与主帅心照不宣的默契。
南京解放一月后，苏北军区改编为江苏军区，刘先胜仍为副司令。他多次上交“调整岗位”申请，理由只有七个字：年老体衰，难胜繁务。1952年，军委批准他转任后勤学院副院长。再后来，他以高血压为由谢绝出国参观，“坐飞机耳鸣，麻烦别人”。
1969年秋，中央批复他离职休养。那年他六十五岁，住进北京西郊干休所。有人探望，谈到张震已晋升大军区副参谋长，他拍拍褪色军装口袋：“张震干得好，我当年干不动了，换得对。”这句话像一面镜子，照见一个老参谋的自知，也照见战争时期用人唯适的朴素逻辑。
回首战事，刘先胜未能伴随粟裕驰骋淮海与长江，但他在新四军与华中野战军阶段打下的底子奠定了后来胜利的筹码。换岗虽看似失意，却让华野指挥系统始终保持锋利。战争从来不是独角戏，能在关键节点主动退下，也是一种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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