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中统和军统究竟做了什么，这背后挺耐人寻味。传说中的刺杀汪精卫、干掉日本间谍南造云子，还有提前获取日军要轰炸珍珠港的信息，这些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中统和军统又是怎么来的，两者到底有什么不同？
当初，老蒋和汪精卫明争暗斗，老蒋为了壮大自己的派系，就让陈果夫、陈立夫在原来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不断扩张，搞了个“中央俱乐部”。
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党内派系林立，要想巩固老蒋的势力，必须有一批绝对忠于他的人。这种事又不能摆到明面上说，于是就有了这个俱乐部，后来慢慢演变成我们熟悉的CC派。这些人确实为老蒋的上位出了大力，所以在老蒋的授意下，正式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
中统成立初期，过半人员有欧美留学背景，整体素质确实比较高，也搞到过一些情报。国民党能逮捕向忠发、策反顾顺章，看得出早期中统是有些能力的。陈果夫还曾得意地说：“我们是受欧美训练的，水平比受苏联训练的中共特科要高。”“四一二”之后中统迅速壮大，在党内一时举足轻重。
陈果夫
但后来有两件事，让老蒋对中统的印象变了。
一是陈果夫、陈立夫势力坐大，有时甚至和老蒋产生摩擦；二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总得有人担责，老蒋被迫下野。下野前，他召集了十几个心腹将领发牢骚：日本人压得这么狠，共产党又在不断闹事，各地的党部和政府天天被围攻消耗，我们党却一点力量都没有！我的好学生都快死光了，剩下的又不顶用……我看革命快要不行了。
他这番话显然是有所指的。要是陈氏兄弟真那么得力，局面何至于此？听话听音，真有将领听懂了弦外之音。于是，一批人开始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老蒋一看有人领会了自己的意思，立刻推动这个组织快速扩张。复兴社很快发展到十万人，专门替老蒋干那些他想干但不能明说的事，比如刺杀王亚樵、处置不听话的吉鸿昌等人。
复兴社壮大了，里边总有人想证明自己才是“校长的心腹中的心腹”。以贺衷寒、刘健群等人为首的“十三太保”就是代表。黄埔系流传“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能文能武李默庵”，他们搞的组织叫“三民主义力行社”。因为行动时常穿蓝衣服，也被叫做“蓝衣社”。
这群人里，最会揣摩老蒋心思的就是戴笠。他是黄埔六期生，没赶上好时候，一直是个底层军官。复兴社和蓝衣社这个平台出现后，他就天天琢磨老蒋的心思，私下给老蒋当“白手套”，干脏活。这些事虽然没有老蒋的明确命令，却件件做到老蒋心坎里。很快，戴笠就受到了重视。
戴笠
老蒋把这些人正式编到了中统旗下。为什么要编进中统？难道是为了让陈果夫兄弟管他们？当然不是。老蒋防的就是陈氏兄弟一家独大。要知道，搞这种组织很烧钱，只有划到中统下面，才能名正言顺地分到经费。
陈氏兄弟本来以为自己是老蒋唯一的嫡系，没想到老蒋另找了一批人干活，就跑去问老蒋：“现在有个叫戴笠的，打着中统旗号四处活动，您知道吗？”老蒋一听很尴尬，只好说：戴笠他们就是干点杂活，不影响你们，相安无事吧。
但这种事瞒不了多久。1932年后，老蒋决定给他们一个正式名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就这样，中统和军统并立，表面上还算过得去。
1935年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老蒋发现陈氏兄弟主导的CC派实力太强了——两百多个席位，他们占了五十多个。这太危险了。于是老蒋进一步押宝军统，军统从此获得了更大发展。
影视剧里的军统特务
这两个组织，本质上是老蒋在党内派系林立的情况下，用来巩固权力的终极手段。面对党内不同派系，我党走的是另一条路。就像毛主席说的，大家统一到同一个思想下，通过实践检验真理，最终实现信仰的升华，从根本上解决派系问题。而老蒋完全走了相反的路。
抗战爆发后，情报机构按理得转向对日作战。1938年12月，汪精卫叛逃到法国控制下的越南。舆论纷纷指责蒋介石纵容汪精卫，老蒋面子挂不住了，把戴笠找来，说：“汪兆铭跑了，听说要在河内发表什么声明。他要是倒向日本人，肯定能拉拢一批汉奸，对抗战大局非常不利。必须除掉他。”
戴笠选派了号称军统第一杀手陈恭澍，连同特派员余乐醒，带人从香港潜入河内，执行刺杀任务。一行人到了河内，经过仔细侦察，找到了汪精卫的住所。他们用的第一招是下毒——因为汪精卫有个习惯，每天早餐要吃新鲜面包、喝牛奶。他们拦下送面包的工人，重金买下面包，注入毒剂，再派人伪装成送货员送进去。结果因为路上耽搁了时间，汪精卫那天喝过牛奶后改吃了面条，没碰面包。行动组怕暴露，只好把毒面包扔进河沟。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打算在汪精卫的浴室里放毒气。打听到汪家要修下水道，就把真正的水暖工控制起来，派人伪装进去，在浴室安装了毒气瓶，指望汪精卫洗澡时中毒。没想到汪的侍卫进浴室检查，一开门气味刺鼻，赶紧开窗，发现了毒气瓶。这下汪精卫再迟钝也明白了，于是更加警惕。
后来又得到消息，说汪精卫想去三岛散心。陈恭澍等人开车尾随。跟踪是个技术活，可能跟得太紧，汪精卫察觉后面两辆车不对劲，立刻调头回家。陈恭澍急了，想开车拦截、当街刺杀，结果汪精卫的侍卫也不是吃素的，双方在闹市追逐，引来法国警察注意，行动再次失败。
军统压力越来越大，最后决定简单粗暴：直接强攻汪的住所。他们摸清汪住在一栋独栋别墅，围墙高四五米，汪本人住在204房间。一天夜里，行动组翻墙进入别墅，直冲204。汪的警卫和侍从听到动静，竟没人敢出来，全躲在房里。这时，一个穿睡衣的黑影从204窜出，有人喊：“是汪精卫！”几人立即开枪将其击毙。枪声一响，他们也很紧张，没上前细看，又冲进204房间，朝床下补了几枪，打伤一名女子，随即撤离。
回去后，行动组兴奋地向戴笠报捷：“成功刺杀汪精卫！”没想到第二天报纸登出消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夫妇遇袭，曾仲鸣当场死亡，其妻子腿部中弹送医。原来，汪精卫那晚让曾仲鸣夫妇住204，自己睡在隔壁205。刺杀发生时，汪精卫毫无防备地躲在隔壁，侥幸逃过一劫。事后，由于日本政府施压，参与行动的人员被捕，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被释放。
这是军统干得挺“有名”的一件事。另一件常被提起的，是刺杀日本间谍南造云子。
在一些资料里，南造云子被描写得有鼻子有眼：1909年生，父亲南造次郎，师从土肥原贤二，潜伏南京温泉招待所，窃取国军情报，两次策划刺杀蒋介石，还策反了蒋介石身边的秘书黄浚，导致英国驻华公使重伤……后来被戴笠、徐恩曾抓获，又在狱中被神秘救出，直到1942年才在上海霞飞路的咖啡馆被军统击毙。
影视剧里的日本间谍南造云子
但这件事，很可能是假的。
首先，黄浚泄密案确有其事，但根据调查和当事人回忆，黄浚是把情报交给了日本同盟会成员，从头到尾的记载里，都没提到过一个叫“南造云子”的女间谍。包括我党深入国民党内部的郭汝瑰同志，以及众多国民党要员的回忆录中，也从未出现过此人。如果真有这么重要的日本间谍，怎么可能毫无痕迹？
再看军统的档案，戴笠向来好大喜功，1940年杀了个青帮头目都要大书特书，要是真干掉了南造云子这种级别的日本间谍，档案里不可能只字不提。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整理了大量日本战犯和间谍的罪行材料，依然没有一份提到“南造云子”。
还有学者指出，日本姓氏中有“南”“南云”，但没有“南造”。这个故事最早可能出自1943年出版的一本谍战小说，小说里虚构了一个叫“南造云子”的日本女间谍。因为情节抓人，慢慢被传成了“历史”。
除了这两件事，网上还流传一个传奇人物：池步洲。说他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密电，还提供了山本五十六视察行程的情报，导致其座机被美军击落，甚至汪精卫最后死在医院，也与他传递的情报有关。
池步洲夫妇
这些是真的吗？别说中统军统能不能破译美军密码，事实上，在珍珠港事件前，国军关于日军动向的情报错误百出，导致多次会战失利。就算池步洲真破译了，美国人会相信吗？
如果池步洲立下如此大功，怎么可能得不到重赏？实际上，他抗战期间的职务一直是“译电室主任”，抗战胜利后仅获得一枚“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注意，是奖章，不是勋章）。哪怕他只完成了其中一项，也不至于连一枚最低级别的勋章都拿不到。
当时负责情报汇总的第六组参谋张令澳曾明确说过：“绝无此事。”正式资料记载，1941年12月3日，技术研究室确实破译过一份日本外务省密电，内容是要求驻香港、马尼拉等地的使领馆销毁文件、保持镇静，但并没有提到珍珠港。这份电报被军统局值班人员注意到，报给了老蒋，但因为信息模糊，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蒋介石在12月6日的日记里还预测：“美日开战，恐将在四个月之后。”可见他当时并不知情。
从这些事来看，中统和军统的作用，远没有谍战剧里那么传奇。
如果我们翻开国民政府自己编的《抗战时期破坏敌伪成果统计表》，会发现他们记录的成绩，甚至比小说电视剧里写的还寒酸：
· 1937年至1945年，平均每年击毙的日军大佐以上军官仅1人；
· 处决汉奸，每年几个到十几个不等；
· 1942年记录击毙伪警察289人，不知为何那年突然“成绩突出”；
· 破坏铁路方面，八年总计毁坏火车头281个、车厢1071节，但拆掉的铁轨只有361丈、拔掉道钉41颗——连拔了多少颗钉子都记了下来；
· 破坏公路运输方面，共毁汽车300辆、马车45辆、自行车49辆。请注意，这是八年的总成果。
档案里还记载了诸如扎破多少车胎、抢了多少袋白糖、多少罐头、多少丝绸之类实在难登大雅之堂的内容。统计到1944年10月，军统麾下的别动队、忠义救国军，累计击毙日伪军1005人，却只缴获了50条枪、100发子弹——难道敌人出来都不带枪吗？这里头有多少水分，可想而知。
这些数据，后来被国民政府列为“永不解密”。如果真的光彩，何必永远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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