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本文共2923字，阅读时长大约6分钟
前言
如果此时你置身在大明万历年间的人口交易市场，眼前的一幕可能会让你对“人的价值”产生严重的认知崩塌。
翻开明代《万历会计录》以及反映当时社会风貌的《金瓶梅》，我们会看到一个令人背脊发凉的价格对比：
要想买一个终身制的丫鬟或者童仆，并不需要倾家荡产，市价大约在四两到五两白银。比如《金瓶梅》里，潘金莲被卖入王招宣府，身价是三十两（因为色艺双绝），而普通的粗使丫头“小玉”，身价仅为五两。
那么，当时的牲畜是多少钱呢？
根据《明实录·神宗实录》卷四百二十一记载，万历年间朝廷在马市采购战马，上等马匹的价格高达三十两至五十两，即便是一头用于耕地的健壮水牛，价格往往也在十两白银以上。
一个活生生的人，一条穷尽一生的劳动力，市场价格竟然抵不上半条马腿。
这并不是某个朝代的特例，而是贯穿中国古代史的常态。历史教科书基本都会歌颂勤劳致富，但在泛黄的史料堆里，勤劳往往是最不值钱的品质。
为什么穷人流干了汗水，却依然只能赚取微薄的糊口钱？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的架构中，单纯的体力被锁死在了一个供过于求且毫无议价权的死局里。今天老达子就跟大家聊聊着这些残忍的事实～
无限供给的诅咒
经济学有一条铁律：稀缺性决定价格。
遗憾的是，在漫长的农业社会里，最不稀缺的资源，恰恰就是底层的劳动力。
早在先秦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就在《韩非子·五蠹》中极其冷酷地指出了这个人口困局：
“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内卷”的描述了，祖父还没死呢，孙子辈就已经有二十五个人了，人口这是爆炸式增长啊，而土地（生产资料）的增长却是线性的。
结果是什么？“事力劳而供养薄”，就是你要干得比牛还累，但得到的报酬却越来越少。
到了宋代，商品经济表面看着很发达，但实际底层劳动者的处境并没有什么扭转。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描述了汴京城繁华背后的阴影：
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市，成为“浮客”。每天清晨，在城门口的劳务市场上，挤满了等待被雇佣的短工。
为了抢夺一个扛大包或者通下水道的机会，几十个人蜂拥而上，雇主甚至不需要开口压价，饥民们自己就会把工价压低到“只要给口饭吃”的地步。
在正史《宋史·食货志》中，频繁出现投充一词。所谓的投充，就是平民为了活命，主动带着土地投靠豪强权贵，甘愿放弃良民身份，成为大户人家的家奴。
为什么？因为在劳动力极度过剩的市场里，独立的自由人甚至不如豪门的家畜有生存保障。 只要你提供的价值仅仅是体力，而这种体力在大街上一抓一大把，那么你的收入天花板，就被死死钉在了饿不死的那条红线上。
这就是历史的第一层残酷逻辑：高可替代性，就注定了廉价。
谁动了暴利的奶酪？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出卖体力不值钱，那穷人为什么不去经商、去开矿、去搞副业呢？
这涉及到古代社会的第二层逻辑：高利润行业的国家垄断与特许经营。
在中国古代，真正能赚大钱、赚快钱的行业，从来没对底层开放过。最为典型的便是盐、铁、酒、茶。
早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就召开了一场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这场辩论的《盐铁论》留下了关于国家垄断经济最原始的档案。
虽然贤良文学（知识分子）呼吁与民休息，但桑弘羊代表的官方态度非常强硬：盐铁酒必须官营。
官营意味着什么？《汉书·食货志》记载：
“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釱左趾，没入其器物。”
普通老百姓如果敢私自煮盐或者冶铁，抓住了就要在左脚上戴上重达六斤的铁钳（釱），并且没收所有工具。
这意味着，穷人被法律暴力强行剥离了进入高附加值产业的资格。
到了明清时期，这种垄断变得更加隐蔽而精密了。
以清代的漕运为例，这是一条流淌着黄金的河流，但谁能从中赚钱呢？
根据《清实录》和《漕运则例》记载，拥有运力的卫所军官和持有特许执照的盐商，可以通过夹带私货、通过关卡免税来获取暴利。
而在这条产业链的最底端，是几十万名光着膀子的纤夫。
他们不仅要在这个庞大的物流系统中出卖廉价的力气，甚至连人身自由都被限制。清代法律严禁纤夫随意脱籍，他们被固定在运河两岸，世世代代只能从事这种重体力劳动。
对于权贵而言，赚钱靠的是特许权和资本，而对于穷人，因为没有这种顶层入场券，他们只能在低效的农业或苦力行业中无限循环。
血汗钱之所以廉价，是因为它没有门槛，而暴利，永远属于制造门槛的人。
法律的偏见
如果说经济规律让穷人的劳动变得廉价，那么古代的法律制度则进一步剥夺了他们讨价还价的勇气。
在现代思维里，雇主和员工是契约关系，法律地位平等。但在古代《大明律》和《大清律例》中，这种关系被称为主仆名分。
这不仅仅是一个称呼的区别，而是生与死的界限。
翻开《大清律例·刑律》，你会看到一条令人胆寒的条款：
“凡家长殴死雇工人，杖一百……若过失杀者，勿论。”
地主（家长）如果活活打死了长工，法律的顶格处罚仅仅是打一百板子，如果稍微运作一下，就判个过失，甚至连板子都不用挨，赔点烧埋银子就能了事。
反过来呢？
“雇工人殴家长，绞。”
如果是长工打了地主，哪怕没有打死，甚至只是造成了轻伤，等待他的也是绞刑。
这种法律层面的极度不对等，彻底粉碎了劳动者的博弈能力。当你的生命权都掌握在雇主手里时，你拿什么去谈工资？拿什么去要求八小时工作制？
在《明实录》的记载中，我们经常能看到关于奴变的记录。万历年间，江南地区的家奴因为不堪忍受主人的虐待和压榨，爆发了多次暴动。但朝廷的态度出奇一致：严厉镇压。
在皇权的逻辑里，维持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长幼尊卑），远比保护几个穷人的经济利益重要得多。
所以，穷人赚的不仅仅是体力的折旧费，更是尊严的让渡费。这种钱，注定是带血的，也注定是卑微的。
如何跳出血汗陷阱呢？
历史虽然很残酷，但也并不是一点希望都没有。
其实，关于如何摆脱廉价劳动力的命运，早在两千多年前，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给出了他的答案。
他写道：
“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
这十二个字，道尽了财富跃迁的秘密：
无财作力，就是说，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别无选择，只能出卖体力。这是资本积累的原始阶段，也是最痛苦的阶段。
那少有斗智呢？就是当你有了一点点积蓄之后，就绝不能再单纯依赖体力了。你必须靠智慧、靠技能、靠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来赚钱。
最后既饶争时，是说当你真正富有之后，赚钱靠的是争夺时机，利用信息差和资本优势进行资源配置。
历史上那些成功翻身的寒门子弟，基本都是遵循这个路径。
比如汉代的公孙弘，早年就是个在海边放猪的穷小子（作力）。但他没有在这个低水平循环中耗尽一生，而是刻苦钻研经学（斗智），最终以布衣身份位列三公，封平津侯。
又比如明初的巨富沈万三（虽然正史对其记载有争议，但代表了一类人），起初也是垦殖起家，但他敏锐地捕捉到了海外贸易的红利（争时），从而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财富。
老达子说
历史不会说话，但它通过冰冷的数字和法条，告诉了我们一个滚烫的真理：
为什么穷人赚的钱大多是廉价的血汗钱？
因为在那个特定的时空里，制度设计者并不希望每个人都富起来，由于缺乏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特许权），穷人被锁定在了价值链的最底端。
对于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历史的教训依然很受用：
哪怕再辛苦，也要尽力避免让自己陷入纯粹出卖体力的内卷当中。努力积累哪怕一点点不可替代的资本，无论是知识、技能还是认知，这才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唯一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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