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下旬，太行山区的夜风带着雪粒拍打窗棂。指挥部临时搭建的土屋里灯光昏黄，朱德、彭德怀、左权等人正围着油灯推演“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攻势。外面的寒气与屋内的紧张氛围一样逼人，谁也想不到，一场围绕着一碗热饭的暗战正在逼近。
消息先从锄奸队值勤台传来：有人主动送来一碗已经盛好的米饭，声称其中被掺了毒，要立即上报。值班战士大惊，连夜把人押赴总部。递饭的是炊事班的小兵，脸色惨白，手还在发抖。众人循线搜查，当晚就把炊事员高二根扣了下来——他正在灶口清洗铁锅，被人当场指认。饭菜里检测出氰化物，气味刺激得人咳嗽，证据一时似乎铁板钉钉。营区哗然：连朱总司令的灶间都被渗透，敌人到底有多狡猾？
然而，案件的走向在随后出现了陡转。负责整案的，是时年29岁的八路军留守兵团锄奸部长杨奇清。论资历，他是工农红军时期的老保卫干部；论胆识，他曾在韩城芝川镇“暗度陈仓”骗过戴笠派出的杀手，其名号“军中赵子龙”早就传遍根据地。面对密密麻麻的证词、物证乃至高二根自己的口供，他却在批示单上画了一个醒目的大问号。
夜深人静，杨奇清把卷宗摊开。表面上案件极简单：嫌犯有机会、有动机、有自供；举报者莫三航言之凿凿，案发现场又有目击者。可越简单，越让他心里泛起警铃。高二根是老实巴交的川人，端的是朴素纯厚，平日连大嗓门都少见，怎么会忽然铤而走险？再者，炊事班人来人往，若真要投毒，为何不挑一个僻静时机？更蹊跷的是，审讯刚开始不久，高二根竟在莫三航“协助口供”后便坦白。太顺了，顺得不像真相。
第二天破晓，杨奇清把高二根提到院子里。寒风割面，星子还挂在天边。杨奇清沉声问：“你真想害朱总司令？”高二根低头，憋了半天只吐出一句：“我……没做，可我说不清。”短短十个字，带着绝望与木讷，倒像是个被惊吓过度的庄稼汉。
疑云重重，必须翻查底细。杨奇清先查高二根的履历：确实被日军抓去当过伪军，可全程负责后勤烧火，从未参加行动。更关键的是，他在被俘时就患严重胃病，部队里特批他吃粗粮少、米饭多，几乎天天跟米缸打交道，却从未出过纰漏，一个月前还因及时熄灭油锅火险立了小功。如此人物，陡然策划顶级刺杀？难以自洽。
接着查莫三航。此人原是民兵，曾被鬼子抓住又莫名其妙放回。档案写着“假扮痴傻成功脱逃”，但细问同乡，才知他被抓那日根本没打过，鬼子直接带走；再看时间轴，恰是平型关失利后，日军情报机关拼命渗透晋察冀根据地的阶段。线头就此露出。
杨奇清布置潜伏在敌后的情报员调卷日军宪兵队档案，不到三日便得到密报：佐藤宪兵分队曾收编一名“会说晋南土话、头脑机灵”的华人线人，代号“麻雀”。更巧的是，档案里留下的口供里，提及此人“出身贫寒，善辩调笑”。描摹与莫三航惊人契合。再回头查后勤仓库的出入记录，事发当日，在一张被遗忘的采购清单上，赫然发现一瓶“消鼠药”支出，而经办人正是莫三航。
有意思的是，就在此间，彭德怀也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指控炊事班“潜伏日伪耳目”。字迹潦草，却掩不住两处错别字皆为日语片假名惯用字形。细节越多，越显示作者未深思熟虑；正所谓做贼心虚，往往顾此失彼。
证据链逐渐闭合，杨奇清重新审讯莫三航。屋里只余他们二人，门外寒风呼啸。杨奇清冷冷抛下一句：“饭碗是你端来的，毒药是你报销的，纸还没烧净，胆子倒是不小。”莫三航脸色刷地惨白，嘴唇哆嗦着冒出一句：“我……我只是想自保，真没想亲自动手。”不到一盏茶功夫，他竹筒倒豆子，将日军“活跃策应小组”在太行的刺杀计划全盘托出。
真相大白，高二根获释时，仍抱着那口旧菜刀，嘴里只说一句：“还是组织知道我。”同日傍晚，莫三航在后山被就地正法，锄奸小组公布案情，震慑了觊觎首长的敌特组织。至此，朱德的安全隐患被彻底排除，百团大战的统筹得以继续推进。
回顾这桩离奇的“毒饭案”，真正致命的不是氰化物，而是人心的幽暗。敌伪抓不到突破口，就想从生活细节里下黑手；一旦内部警觉松懈，后果不堪设想。幸而当时的保卫系统早已历经长征与西北险境的洗礼，像杨奇清这样的侦缉行家，对“嫌疑过于完美”的案件保持天生的警惕。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事件之后，八路军总部重新修订《后勤与警卫条例》，把“交叉品鉴、两人分餐、隔夜留样”写进规定，凡为首长供食者，须由不同班组轮值；举报与证人制度也同步完善，任何人若因检举立功，须经过多重交叉核查，以绝后患。表面看是对厨房的小心，实际上是对敌情工作的一次系统升级。百团大战后，晋察冀根据地再未发生危及高层首长的食物投毒案。
朱德后来回忆此事时，曾轻描淡写地说：“我倒没闻出什么怪味，小杨却嗅得出邪门风。”他并未声张，只在战斗结束的庆功酒上敬了杨奇清一盅。席间笑声朗朗，但所有知情人都清楚，那碗差点要命的米饭，提醒着他们：在枪林弹雨之外，还有更隐秘、更阴毒的战场，而守卫这条防线的，是像杨奇清这样眼明心细、心无旁骛的“暗战尖兵”。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