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初夏，上海长乐路的梧桐叶还带着雨水，华东医院的病房走廊里弥漫着淡淡的药味。赖少其拄着拐杖去拍X光片，半路碰到了拎着热水瓶的贺子珍。两位老战友一个微笑，一个点头，本来只是一句寒暄，可就是那几句家常话，彻底改变了赖少其此后二十年的命运。
倒退四年也就是1952年，赖少其和妻子曾菲结束南昌军区的宣传工作，被调到上海市文联。上海人说“门对门，里弄深”，巧得很，他们住的弄堂刚好与贺子珍妹妹贺敏学家相隔一堵墙。两家很快混熟。老赖爱画画，老贺爱做客，一张八仙桌说着旧事，热闹得像排练新四军口号。酒过三巡，赖少其常抱着画夹给贺家的小女儿娇娇上课，顺手还弹两段口琴——在当时，文艺兵的浪漫劲儿可一点都没褪色。
人情就是这么信得过。1955年底，贺敏学调往西安，临走前拍拍赖少其肩膀：“上海这边就拜托了，子珍身体弱，多照应。”这句话赖少其记了很久。于是1956年7月，他自己住院时得知贺子珍也在同楼养病，就天天去看看。一次闲聊，贺子珍轻声说起近况：不许回老家，外出走动也得批条，连想吃口湘菜都得找人通融。她并没抱怨，只是叹气：“革命到现在，没想到给组织添麻烦。”听得赖少其心里直发堵——“子珍也是拼出来的功臣，凭什么这样？”他性子急，当晚就写信给上海市委组织部，提议让贺子珍参加市党代会，也好接触同志，振奋精神。
有意思的是，这封再正常不过的建议信却像石子掉进深水，很快激起一片漩涡。江青正忙于巩固在文艺系统的话语权，贺子珍的名字对她而言并不好听。信件被转给柯庆施后，不到三天，赖少其被点名“政治幼稚”“立场糊涂”。批评会上一张张黑色大字报贴在墙头，连曾菲也被拖去“陪同检讨”。老赖心里犯嘀咕：这也太夸张，可又说不出到底得罪了谁。
上海市长陈毅在一次内部碰头会上提到此事，私下把赖少其叫到办公室。屋里闷热，老总翻着报纸问：“老赖，子珍的事与你无直接职责，为啥要写那封信？”赖少其直言：“贺敏学托我照顾，她又是老红军，该有人替她说句公道话。”陈毅叹了口气，放低声音：“有些事不是你想的那样简单，冒失行事只会连累自己。”这一句提醒，既是保护也是无奈。可赖少其先天认死理，没打算退。
从7月到10月，他被要求写检查，一口气写了十几封，字句诚恳却全被打回。情势越来越紧，曾菲突然被翻出旧信件，说她解放前曾与旧知识分子来往“意图不明”。这一下，夫妻俩彻底陷入僵局。日子难捱，朋友上门都得掩门细语，怕一句闲谈就添新罪。有人建议远走避锋头，可上海是赖少其奋斗十年的地方，哪愿轻易撒手？
转机出现在1957年春。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想在皖南推行小范围包干试验，需要既懂政策又能写能画的人手。他与陈毅通电话：“赖少其还好吗？若上海用不上，合肥欢迎。”陈毅心知肚明，这或许是保住老战士最稳妥的办法，便点头放行。于是同年6月，赖少其带着曾菲坐绿皮车进了合肥南站，沿途芜湖江风吹来，两人心里五味杂陈——是逃离，也是重新上路。
在安徽，赖少其负责文化馆工作。别看条件简陋，他硬是把江南水墨和皖北民歌结合，搞出“铁笔木刻+乡土诗歌”展览；在人代会上，他为包干试验写了《小岗晨雾》等宣传画，深得曾希圣赏识。遗憾的是，上升势头刚有点苗头，1966年风浪再起，夫妻俩又一次被隔离审查。此后整整十年，老赖停笔，曾菲停职，日子靠抄写古诗、种菜维生。
1979年春天，北京下达平反文件，安徽省委秘书处连夜送到合肥西郊小院。赖少其铺开宣纸，一字一句看，眼圈红了，却没掉泪。他说：“算了，总算过去。”再往后两年，贺子珍也被正式恢复名誉。1982年10月，福建省委安排贺敏学在福州接待老战友，他特意点名请赖少其夫妇赴会。桌上摆着海蛎煎、佛跳墙，老贺端着酒杯：“那年让你们受苦，实在歉疚。”赖少其摆摆手：“组织搞错了方向，我们熬得住。”这几句对话，夹着烟火气，却让在座几位感慨难平。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那封信没寄出，也许赖少其的艺术生涯会更顺畅，可他那股“见不平就吭声”的劲儿也就不存在了。新四军时期，他在皖南画连环画、刻木版，为战士写表忠诗；到了和平年代，他依旧认为“说真话是革命传统”。这种性格注定与顺水推舟很难兼容。历史的齿轮有时候让人无奈，可它也记录了真实的情义——写信、受批、再起、相聚，环环相扣。
如今翻开赖少其的画集，《皖南事变》《浦口夜渡》《反扫荡》线条粗犷，墨色沉稳，很难想象那是一个历经数次挫折的艺术家在困境中磨出的锋刃。画面里没有一句口号，却处处透着他对时代、对战友的那份真。陈毅当年提醒“事情不简单”，话虽没错，但赖少其依旧选择了直言。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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