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大上海的生意场上爆出一声惊雷。
作为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的掌门人，董竹君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下巴都掉下来的决定：把这两份当时上海滩响当当的顶级产业，连个招呼都不打，直接把地契房契交给了国家。
这笔买卖值多少钱？
按当时的市价算，足足十五万美元。
放在那个年代，十五万美元能换来的黄金和大米，堆起来简直像座山。
可这位女老板倒好，偌大的家业交出去，自己手里仅仅留下了一套笔墨纸砚，其余的真金白银，一分没拿。
这事儿在旁人看来，简直是脑子发热，纯粹是为了爱国连家底都不要了。
爱国之心当然是有的，可要是把董竹君这大半辈子的经历摊开来看，你会发现，这种看似“血亏”的举动，恰恰是她最拿手的生存哲学。
她这辈子，哪怕是在刀尖上行走，做的交易乍一看都亏得底掉，可等到最后算总账，赢家永远是她。
咱们把时钟拨回到1914年。
那会儿她还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身处上海长三堂子，身份是“清倌人”——说白了，就是还没接客卖身，只负责陪唱的高级艺伎。
也就是在这当口，四川来的革命党人夏之时相中了她。
这位爷是同盟会里的狠角色，日后更是坐到了四川副都督的位置，要权有权，要钱有钱。
他豪气地拍出一笔钱，要把董竹君赎出去，带她远走高飞。
对于一个陷在烟花柳巷的姑娘来说，这简直就是祖坟冒青烟的好事。
只要点点头，立马就能脱离苦海，摇身一变成为官太太。
换作旁人，怕是早就磕头谢恩，乐得找不着北了。
偏偏董竹君把头摇得像拨浪鼓。
她不是不想走，而是心里的算盘打得太细了。
她当面跟夏之时摊牌：你拿钱买我，那我就是你花钱置办的一件物件，这辈子在你面前都得低着头做人。
我想跟你走，但这火坑，我得自己跳出来。
这还不算完，她还硬是跟这位大人物立下了“三个条件”：
头一条，这辈子不准娶小老婆；
第二条，结了婚得送我去日本读书；
第三条，两口子必须平起平坐。
一个十四岁的青楼雏妓，跟手握兵权的革命党谈这种价码，听着简直像是在说梦话。
但这恰恰显示了董竹君的老辣。
她心里门儿清，在那个兵荒马乱的世道，“恩情”这玩意儿最不值钱，今天他是恩人，明天就能把你当丫鬟使唤。
唯有建立在“人格对等”基础上的契约，才经得起岁月的折腾。
她选了一条布满荆棘的路：精心策划了一场逃亡，硬生生把“被赎身”变成了“私奔”。
后来的日子证明，这步棋走得太绝了。
婚后两人东渡日本，她考进了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几年的洋墨水喝下来，她从一个大字不识的卖唱女，蜕变成了精通日语、能讲法语的新时代女性。
这就是她安身立命的本钱。
这份本钱，在她二十九岁那年，成了救命稻草。
时间来到1929年，此时的她早已是风光的督军夫人。
可偏偏这时候，夏之时变了样。
官场失意让他性情大变，抽大烟、烂赌，脾气暴躁得像头野兽，更是因为董竹君连生四个千金没生出儿子，对她百般刁难。
摆在董竹君面前的，依然是两条路。
第一条，忍气吞声。
好歹是官太太，吃穿不愁，在这个年头，离了婚还拖着四个油瓶的女人，基本上就是死路一条。
夏之时更是放狠话吓唬她：“离了夏家，不出三天你就得饿死街头。”
第二条，卷铺盖走人。
净身出户，带着四个闺女去上海滩闯荡。
这笔账该怎么算？
要是看“存量”，赖在夏家确实划算。
可董竹君看重的是“增量”。
在她眼里，夏之时这个“优质股”已经崩盘了——吸毒、家暴、脑子里全是封建残余，这就是个注定要破产的项目。
而她自己，有技术、有学历、有见识，才是真正的潜力股。
于是，她果断斩仓止损。
1929年，她硬是带着孩子们杀回了上海。
结果呢，夏之时的预言成了笑话，董竹君又赌赢了。
她非但没饿死，还整出了一个商业神话。
1935年，靠着从朋友李嵩高那里借来的两千块大洋，加上自己的一点私房钱，她在法租界把锦江川菜馆的招牌挂了起来。
这一招也是险棋。
上海人嘴刁，喜甜厌辣，川菜那种重油重辣的风格，怎么可能火得起来？
董竹君既没照搬老家的做法，也没一味迎合。
她搞了一次精准的“产品迭代”：保留川菜的鲜香劲儿，把辣度降下来，顺手把官府菜的精致和民间菜的野趣揉在了一起。
为了把档次拉上去，她在店里挂上郭沫若的墨宝、张大千的画作，甚至还请人来弹钢琴。
这种格调，在当时的馆子里简直闻所未闻。
这套“降维打击”效果好得吓人。
杜月笙、黄金荣这些在上海滩跺脚抖三抖的青帮大佬成了座上宾，南京方面的达官显贵也把这儿当成了据点。
有个小插曲特别有意思。
有一回杜月笙来吃饭，生意太火爆，居然没位子。
这位大亨在门口干等着，心里虽然冒火，却愣是没发作。
为啥？
因为董竹君平日里做人太“地道”了。
她从不仗势欺人，对谁都一脸和气，既不低三下四也不盛气凌人。
到后来，杜月笙非但没找茬，反而出面帮她把店面给扩大了。
在上海滩这种鱼龙混杂的地界，一个单身女人能把生意做这么大，靠的绝不是硬碰硬，而是这种四两拨千斤的“人际杠杆”。
到了1951年，新生的政权急需一个招待外宾的窗口。
上海市政府的工作人员敲开了董竹君的门。
她不光把店捐了，还把铺子搬到了茂名南路，也就是如今赫赫有名的锦江饭店。
她挂着董事长的头衔，实际上更多是充当顾问。
在这个位置上，她那股职业劲儿一点没丢。
每周都要去后厨试菜，甚至还要掐着表要求火候“少两分钟”，为了照顾洋人的口味，特意叮嘱厨师少放油。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下榻的就是这儿。
按说，故事讲到这儿，该是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
可现实的历史，往往比剧本还要扎心。
从1953年起，她慢慢被挤到了边缘。
这还不算最让人寒心的。
1986年，锦江饭店印了一本三十五周年的纪念画册。
身在北京的董竹君，已经八十六岁高龄，翻开画册一瞧，整个人僵住了。
整本册子里，竟然找不到她的名字。
这时候的董竹君，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换做普通人，可能叹口气也就认命了。
都这把岁数了，还能折腾出什么浪花来？
可董竹君偏不认这个命。
就像当年拒绝夏之时的买身钱、拒绝在豪门里逆来顺受一样，她再一次做出了一个“刚烈”的决定：必须把我的名字要回来。
这争的不是钱，也不是权，争的是“历史的所有权”。
甚至当儿女们提出“咱们自己出钱给您建个纪念室”时，她一口回绝。
图什么？
因为私底下的纪念毫无意义，她要的是官方的一纸认可，是把被篡改的历史给正过来。
这场仗，她硬是打了十年。
旁人劝她：都九十多了，歇歇吧。
可她心里的账算得比谁都清楚：要是我不争这口气，等我两腿一蹬，这段历史就真的烟消云散了。
我这一辈子从无到有创下的基业，就真的成了别人的功劳簿。
皇天不负苦心人。
1996年，锦江饭店四十五周年庆典上。
总经理贾智勇公开致歉，饭店的陈列室里终于补上了她的生平简介。
1997年，就在她离世前不久，一本修订后的史册送到了她手里，扉页上清清楚楚地印着：创始人董竹君。
这一年，老太太九十七岁高龄。
从1900年走到1997年，她的脚步跨越了整个二十世纪。
回看她这一辈子，你会发现，她从来不走那条“舒坦”的路。
面对被人赎身，她选了“自我救赎”；
面对豪门生活，她选了“净身出户”；
面对历史抹杀，她选了“死磕到底”。
每一次，她都把眼前的安逸抛在脑后，去换取那些更长久、更本质的东西——不论是自由、尊严，还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这，才是真正的决策大师。
信息来源：
《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上海锦江饭店官方网站及公开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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