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17日拂晓，闽西永定的一处浅坑旁，夜色还未散尽。几名游击队员悄悄掩埋好一卷血迹斑斑的手稿，低声交谈：“她留下的东西，一字都不能丢。”声音哑得刺耳，却没有人掉泪，他们怕惊醒暗处的敌哨。这卷手稿，正是前一日牺牲的陈康荣写下的诗——“青春价无比，团聚何须提；为了伸正义，岂惧剥重皮”。
溯源到1915年初夏，缅甸仰光港口仍飘着东南亚雨季的湿气。新生的陈康荣随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陈锡梅，那位曾在东京法政大学旁听、又在云南参与光复运动的福建商人。当年，陈锡梅带着日本籍妻子在仰光经营照相馆，却常用暗房里冲洗照片的时间给女儿讲孙中山与黄兴的故事。对比店铺外繁华的酒楼与国内积弱的旧闻，小姑娘早早记住了一个词：振兴。
1930年春，15岁的她随家人踏上永定岐岭的山路。山野静得只听得见石板下水声潺潺，陈康荣第一次看见赤脚农民手握自己分到的薄田，笑得开怀。那一幕，把海外儿童的模糊乡愁瞬间熔铸成了清晰目标。回到仰光后，她放弃接手照相馆的安稳，申请南洋侨生回国读书，先入集美学院，再冲进厦门大学经济系。年纪轻，却已是闽侨圈里口碑最硬的“读书旗手”。
厦大校园里海风猎猎，黑夜里她给刊物撰稿、白天照常上课；读《资本论》也参加救亡歌咏会。1937年春末，她在思明南路的一间阁楼里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几个月后卢沟桥枪声传到厦门，陈康荣递上申请：“前线要人，随时调遣。”同学劝她先等毕业，她摇头笑道：“书是借来救国的，不是借来保命的。”
1938年冬，她被秘密送往闽西。白天，她是永定岐岭乡中心小学板书漂亮的陈老师；夜里，她在山间集结情报，给上级画手绘地图。当地百姓给她的外号是“康荣妹”，因为她总把供销社配给老师的细粮兑换成学生的盐巴。敌伪注意到这个“多嘴的女教员”后，监视悄然靠近。
1940年7月16日晚，犬吠、脚步、本应静默的山村像被闷雷击中。敌伪闯进土墙屋时，陈康荣刚将最新的兵站路线图撕碎吞入腹中。寡言的她只来得及对邻屋小童说一句：“别哭，快跑。”随后被押往永定东门外的临时司令部。
审讯桌前，先是利诱再是鞭棍。敌军军官举着笔录冷笑：“说出上线，保你富贵。”她开口只有九个字：“中国不缺富贵，缺你良心。”皮鞭落下，吊梁拷打持续整晚。次日，敌人扬言剥皮。她借隙向墙角抹血写下那首诗，一字未误。行刑前，守卫惊愕地听见她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那一天，她只有25岁。
消息传回闽西游击队，上级决定用她的名字组建新武装。“康荣支队”于1944年11月在金丰村木麻坑编成，百余号人，枪七十支。支队长赖心忠回忆：“队伍第一次战斗，是攻打乐土圩敌警。兄弟们把她的诗缝在背心里，没人退缩。”接下来，支队连续夺取凤山、培丰三处据点，切断敌人通往汀州的补给线。小分队夜袭碉堡时，战士们常复述一句口令：“康荣在看。”
到1949年1月解放军南下，康荣支队已扩编为闽粤纵队一个大队。多数老战士记得，那面写着“康荣”二字的三角红旗，战火烧焦了边角，仍没人舍得换新。有人提议易名，大队政委挥手拒绝：“她的年纪永远不会再长，但名字得一直活下去。”
闽西山路如今早已铺上水泥，可岐岭乡的老人还能指认当年那口草木掩着的浅坑。坑边石碑刻不了太多文字，只留六行：姓名、籍贯、牺牲日，还有那两句诗。行人若细看，能在风化的石面上看到模糊的血色。雨水冲刷多年，也没有褪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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