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上海。
在一栋有些年头的老洋房里，一位84岁的老太太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等到人们去整理遗容时，发现她的手攥得紧紧的，怎么都掰不开。
费了好大劲，才从那枯瘦的手掌心里取出一张纸条。
纸张早就发黄发脆，上面的字迹却依旧清晰：“除了原配陈氏和二夫人蓝氏，我绝无第三人，立此为证。”
落款的名字够响亮——孙科。
那个顶着“国父长子”巨大光环的人物。
这张轻飘飘的纸，她硬是捏了一辈子。
外人看热闹，总觉得这是一个痴情女子对旧爱的放不下。
可如果你读懂了蓝妮——这位曾经名动天下的“苗王公主”，你会明白，这张纸条的分量，哪是区区儿女情长能概括的。
这分明是一份关于尊严的契约，更是她这一生孤注一掷后，手里剩下的唯一一张收据。
回顾她这一生，简直就是一场漫长的豪赌。
把时针拨回到1948年4月23日。
南京，国民大会正在选举副总统。
现场空气凝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孙科对这个位子势在必得，跟他的一决高下的，是桂系的大佬李宗仁。
原本，蒋介石心里是向着孙科的，极力想把李宗仁压下去。
照理说，这应该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胜仗。
可偏偏就在投票的节骨眼上，一份名叫《救国日报》的小报突然塞到了各位代表的眼皮子底下。
头版头条，用大黑体字印着孙科和蓝妮的那些“风流韵事”，旁边还抖搂出一桩旧账——“德国颜料案”。
事情其实不复杂：几年前，蓝妮在上海屯的一批德国颜料被戴笠当成“敌产”给扣了。
孙科当时写了封信给相关部门，想把东西要回来。
这下好了，这封信成了被人拿捏的把柄，说是“以权谋私”的铁证。
结果一公布，孙科落选。
输了选举倒也罢了，真正让蓝妮心寒到极点的，是孙科之后的反应。
外面的骂声像潮水一样涌来，报纸上都在戳蓝妮的脊梁骨，骂她是“红颜祸水”，说她“仗势欺人”。
面对这一切，孙科做出了他的选择。
他一声不吭。
没有站出来解释半个字，没有替蓝妮说一句公道话，甚至连个否认的态度都没有。
就在那一刻，蓝妮心里那杆秤，彻底失衡了。
为了帮这个男人上位，她把自己作为苗王后裔的家底都掏空了，去拉拢“云南王”龙云，去宴请各路少数民族代表，跑断了腿，磨破了嘴。
她把自己连同身家性命全押在了这张牌桌上。
结果呢？
当政治前途和她发生冲突时，那个男人把你扔出去的时候，连眼皮都没眨一下。
那一年，蓝妮咬碎了银牙，做出了人生中第二个破釜沉舟的决定：散伙，走人。
她带着女儿孙穗芳，头也不回地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到了美国。
不管后来孙科怎么托人带话求复合，她的回答永远只有两个字：没门。
这就是蓝妮。
钱可以赔光，人可以输得精光，但心里的那条底线，谁也别想踩。
这种“壮士断腕”的狠劲儿，早在14年前就让上海滩的一众看客惊掉过下巴。
1934年，才23岁的蓝妮坐在律师事务所里，把对面的大律师吓得说话都结巴了。
“少奶奶，您…
您不是开玩笑吧？
您要休夫？”
那会儿的蓝妮，名字还叫蓝业珍。
她嫁的男人叫李定国，国民党财政部次长李调生的公子。
外人看着光鲜，其实就是个镶金边的笼子。
蓝家那会儿败落了，老父亲神智不清，一家人吃饭都成问题。
李家看准了这一点，提亲时开出的价码很直接：只要蓝妮进门，李家每月给蓝家一百块大洋，给老丈人治病。
说白了，这是一笔买卖。
在婆婆眼里，蓝妮就是花钱买进来的生娃工具。
熬了五年，生了三个娃。
丈夫整天不着家，婆婆横挑鼻子竖挑眼，在这个家里，连下人都敢给她脸色看。
换个旧社会的女人，这辈子估计也就认命了。
忍一忍，好歹有口饭吃，好歹老爹有药钱。
可蓝妮心里有本账：
要是接着忍，这辈子就是李家的附属品，一点人味儿都活不出来，哪天人老珠黄了，随时会被新的“货色”换掉。
要是离，不仅饭票没了，还要背上“弃妇”的恶名，搞不好连孩子都带不走。
这是一场拿命搏未来的赌局。
“离！
越快越好！”
面对律师的犹豫，蓝妮眼皮都没抬，“大不了净身出户。”
一分钱不要。
跨出李家大门的那一瞬，她仰头长出了一口气。
那一百块大洋买不到的东西，叫自由。
离了婚的蓝妮，并没有像李家人诅咒的那样流落街头。
相反，她靠着娘家的老关系、一口流利的英语，还有那股子机灵劲儿，在上海滩的交际圈里杀了个回马枪。
她甚至干起了卖汽车的行当，在这个男人扎堆的圈子里赚得盆满钵满。
1935年，在一次家庭舞会上，她碰上了孙科。
那年孙科44岁，大她整整21岁。
一个是众星捧月的权贵，一个是离异带娃的少妇。
孙科一看就迷上了。
可对蓝妮来说，想接住这份情，得有天大的胆子。
当时的规矩是一夫一妻，孙科家里已经有位正房太太陈淑英。
跟了他，算怎么回事？
孙科想了个招：给我当私人秘书。
为了个名分，或者说是为了那点心动，一向心气儿高的蓝妮低头了。
她改了个名儿叫“蓝巽宜”，以秘书的身份待在了孙科身边。
这期间，出过一档子很有意思的事。
少帅张学良，那个风流名声在外的角儿，在舞会上看上了蓝妮。
第二天，一张五万块的支票就送到了蓝妮手上。
五万块，在当年的上海，那是能在市中心买栋楼的巨款。
蓝妮怎么处理的？
她转手就把支票递给了孙科。
这一招，实在是高。
一来，亮明了态度：我不差钱，更不贪财。
二来，给足了孙科面子：我现在是你的人，这事儿得你拿主意。
三来，顺带试探一下孙科到底几斤几两。
孙科感动得一塌糊涂，让她自己看着办。
蓝妮把支票退了回去，客客气气地拒绝了张学良。
这事儿之后，孙科彻底陷进去了。
后来他在法国出差，给蓝妮写信说：“巴黎女人那么多，没一个比得上你！”
最后，孙科顶着家里家外的压力，把蓝妮娶进了门，当了二房。
1938年，两人在重庆有了个女儿，取名孙穗芬。
蓝妮原以为，有了骨肉，有了情分，这下总该安稳了。
谁知现实反手就给了她一巴掌。
原配陈淑英带着孩子也追到了重庆。
三个人的日子，过得别提多别扭。
蓝妮没像那些传统姨太太一样撒泼打滚，也没选择忍气吞声。
她再一次做出了让人看不懂的决定：回上海。
嘴上说是为了照顾女儿，其实是避开锋芒，回去经营自己的大后方。
回到沦陷区的上海，蓝妮展现出了惊人的生意头脑。
搞工程、炒地皮，连那个被称为“地产大王”的杨润身都竖起大拇指，夸她“有魄力”。
她亲手盯着盖起来的“玫瑰别墅”，到现在还是上海滩的一块招牌。
可这种高调，也埋下了祸根。
1945年日本投降，戴笠扣了个“汉奸”的帽子把蓝妮抓了，理由是她在沦陷区做买卖，跟汪伪政权不清不楚。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是戴笠跟孙科神仙打架，拿蓝妮当那个出气的沙袋。
虽说最后孙科发了狠，把蓝妮捞了出来，但这事儿让她明白了一个死理：在这乱世里，光有钱是没用的，还得有权。
只有自己的男人手里握着更大的权柄，才能守得住她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家业。
所以到了1948年，孙科竞选副总统的时候，蓝妮比谁都上心，比谁都卖命。
她以为这叫夫妻同心，其利断金。
万万没想到，当“德国颜料案”炸雷，当政治利益跟她的名声摆在一个天平上时，孙科毫不犹豫地把她那一端翘了起来。
颜料是她的私产，求情的信是孙科自己写的。
可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孙科当了缩头乌龟。
他不说话，就等于默认了所有的脏水都该蓝妮一个人受着。
这一刻，蓝妮算是活明白了。
当年为了老爹的病，她把自己卖进了李家；后来为了争口气，她净身出户。
为了所谓的爱情，她甘愿当个“秘书”；为了避嫌，她独自一人回上海闯荡。
她这辈子，都在拼命想把命运攥在自己手里，想在男人主导的世道里杀出一条血路。
折腾到最后，她发现自己依然只是政治棋盘上一颗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
既然这样，那就散了吧。
1986年，应邓颖超的邀请，74岁的蓝妮回国定居。
她又搬回了那栋熟悉的“玫瑰别墅”。
直到1996年大限将至，人们才发现她手里死死拽着那张孙科写的字条。
“决无第三人。”
有人感叹，这是她对孙科至死不渝的爱。
或许吧。
但换个角度想，这也许是一个倔强了一辈子的女人，对自己一生付出讨要的最后一点说法。
婚姻输了，政治豪赌也输了，但她手里攥着的，是那个男人曾经白纸黑字许下的诺言。
这是她在这个凉薄的世界上，为自己争到手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也是唯一真正属于她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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